首页 -> 1997年第1期
周恩来与江青维特克事件
作者：张 颖
即走进那客厅。邓大姐见是我，就问道：“你们从广州回来啦，想必又是那位维特克女士的事吧；你慢慢说，我来听。恩来太忙了，但江青的事，他还得管。没办法啊。”’
我和邓大姐很熟，所以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虑，说错了她会指正我的。那天下午我和邓大姐谈了整整三个小时。因为她也接见过维特克，所以一些情况她是了解的。但她没有想到江青会这样做。我说江青见维特克的最主要动机，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而许多话没有事实根据，胡乱吹牛。比如说到西北战场，她说是她和毛主席共同指挥的，这些传到外国去，不成了大笑话吗?她还谈到抗美美朝，说五次大战役都是毛主席指挥的，有一次彭德怀不听毛主席的就吃了败仗。又根本不提朝鲜人民军，还要把朝鲜作战地图送给维特克……。邓大姐听得比较仔细，不时还问几句。我又告诉邓大姐：“现在江青正要我们整理记录，准备送给维特克。她自己列了十个大题目。而在谈话中还常说，她的谈话记录将来都要经过周总理审查，因为这些都是中央的重大事情。……这些情况我都向外交部领导汇报过了。他们都说他们也管不了。所以这几天我想来想去，还是应该来向总理汇报。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觉得这些记录稿不能送给维特克女士，那影响确实太坏了。”邓大姐听完后，也表示不能如此。她说将会把这些情况告诉给周总理，但目前我们只能照江青说的去做。
没过几天，一个下午，周总理在国务院召开一个专题性会议。外交部不少同志参加了，我也在座。会议很快结束了，周总理的目光却远远朝着我，并向我招手。我赶过去随周总理进了一间办公室。一张大桌子上堆满了书报和待批办的文件。最显眼的地方摆着我们整理的铅印好的江青谈话记录稿“西北战场”部分。江青亲笔写上了“请周恩来同志审阅修改”。我轻轻坐在周总理对面的小椅子上。周总理说：“那天我实在忙，没有听你的汇报。不过小超同志已经告诉我一些情况，现在你们是否还在整理记录呢?”我点点头，接着说：“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
“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自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周总理在说这话时，态度凝重，他一直在思考着什么。我当时感到周总理对着一个下级同志，也只能这么说。
“维特克女士当场作了笔记的，而且有关江青同志个人历史部分，我们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她要写文章，材料是足够的。”我见周总理在默默深思，说完后就悄悄地退了出来。
又是一个夜晚，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子，上面写了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意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一本又一本的记录整理稿送到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
某日下午，周总理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维特克与江青谈话的记录如何处理问题，把所有参加过接待维特克的有关人员都召集来了。周总理征求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同志表示，这份记录无须送给维特克，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的。而维特克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后边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涉及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要逐一核实，得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而且江青谈话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周总理当时一言未发。对任何一件事的决定他都作仔细思考，并广泛听取意见，尽可能做得完善些。会议结束前他说：“对这件事情，你们每个人都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很好。但今天还是决定不了，还需要商量和请示。”
1972年的岁末，周总理又召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周总理只简单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于是第二天，我们把所有的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都放进一个保险箱里，加上封条，交给了外交部保密室。
1．973年秋末，我调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任中国大使馆政务参赞。在岁尾年初之际，国内来了一个代表团，团长是老同事、老朋友了。他把国内的情况告诉我们：现在在搞批孔、批大儒，这是公开地向周恩来总理发起全面攻势了。但对江青的不满和闲言也挺多的，因而攻势也弱了下去。又说现在国内正闹着《红都女皇》，为这事江青还挨了批评。又说美国有个女记者采访江青后写了这本书，现在全国都在追查谣言什么的。
他问我《红都女皇》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据我所知那是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可能是一个女华人写的，吹捧江青，说江青将要成为一个女皇了。但这与维特克采访江青完全是两回事。维特克是个美国人，她采访江青以后要写的书，还没有写出来哩。他又告诉我，国内盛传毛主席批评了江青，这恐怕是确有其事的。现在国内也正追查谣言，说那个美国人采访江青就是谣言。我说这不是谣言，因为江青会见维特克这件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登载过的，而且当时我也在座，这都是事实，怎么会成为谣言呢?
1974年秋末，我们从加拿大回国休假。全国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完全平息，所追查的确实是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据说是《红都女皇》那本书从香港进入以后，引起一些不良影响，江青也被领导批评。但和维特克又怎么联系上的呢?有一天我到外交部去了解，才知道前些时候不知是谁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中有关《红楼梦》部分传抄出去了，说这是江青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看法，要学习什么的。这时恰恰《红都女皇》也传开了。可能是江青怕把两件事搞混了，于是立刻要收回有关《红楼梦》的讲话。那么一传，就把《红楼梦》那段说成是谣言了。现在是完全否认江青有过这么个讲话，连外交部也在追查，真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其实有不少人是知道内情的。尤其使我吃惊的是，我们当时保存在保密室的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记录材料，全部都被江青取走了。后来听说是外交部×副部长批准取走的，因为部长也不敢违抗江青。随后我还听到，江青不仅是取走了全部记录材料，并且全部烧毁了。对于这件事，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那时周总理病情已渐重，江青还有什么顾虑吗?我想那时邓小平同志已经复职，这当然对江青十分不利，也许正为此而使江青感到一点压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