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1期


拍案一怒,各走各路:我与蒋经国的决裂

作者:贾亦斌

似乎有所缓和,一时舆论出现了一片赞扬之声。有的报纸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称颂蒋经国为“蒋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国记者则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我的担心:家族拦路
  
  蒋经国为暂时的胜利所陶醉,想趁热打铁,借机在上海扎根,因而考虑先取代宣铁吾出任上海警备司令,等条件成熟再取代吴国桢出任上海市长。这时,蒋经国几次打电话到南京找我,要我立即到上海。他一方面是要我看看他的“打虎”杰作,体验一下他反对贪官污吏和豪门奸商的决心;同时也想探询一下,如他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我是否愿意充当他的副手出任副司令之职。还有一件事,就是要我为他筹备“双十节十万青年大检阅”。
  我于9月中旬到达上海,旋即去中央银行看望他,他约我晚上8点到家中去谈。当时,我对他大刀阔斧“打老虎”,博得舆论广泛赞扬,也感到高兴,但觉得困难还在后头,成败尚难定论,特别担心他虎头蛇尾。当晚我按时到了林森中路逸村二号蒋宅,蒋显得十分高兴。两人握手就坐之后,他得意地问我:“你看怎么样?”满以为我也会像别人那样称颂他,我却毫不隐晦地回答:“开头还不错,但我怕你后劲不足!”这不啻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他微露不悦之色,但也似乎有所触动。我接着问他:“CC方面怎么样?”他的脸色由不悦转为愠怒,骂道:“他妈的,他们在上海控制着大小十五家银行,我要同他们干到底!”我相信他的话,因为蒋经国同CC派之间早存芥蒂,他们的明争暗斗路人皆知。但我最担心的还不是CC派,而是宋美龄,因此我又问:“夫人(指宋美龄)呢?”此问一出,他顿时呈难言之状,站了起来,口含烟斗,紧锁眉头,踱来踱去,近半个小时一言不发。我坐在沙发上,感到局促不安,最后我说:“今天不谈了,以后再说吧。”他说:“好,我派车送你回旅馆。”谈话就此不欢而散。我感到他一定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事后我听说,蒋经国在这段时间里确实碰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9月下旬,蒋经国在浦东大楼召集许多工商巨头开会时,曾带着威胁的口吻说:“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仍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兴风作浪,危害国计民生。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物资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他的话音刚落,老奸巨滑的杜月笙就不紧不慢地说道:“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此时满座的目光都对着蒋经国,看他如何反应杜的这番话反守为攻,指名道姓,完全出乎蒋的预料,他不由得一愣,但随即表示:“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蒋经国话虽然这么说,但回到办公室之后却感到事情棘手万分。因为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其姨母正是“第一夫人”宋美龄。宋美龄没有生儿育女,故对孔令侃视如己出,倍加宠爱,精心培植。孔、宋两家早已联为一体,密不可分,大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之势。扬子公司还在纽约、伦敦等地设有分公司,与美、英、法等国各大财团及国民党政府许多机构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孔令侃自认为靠山硬,谁也奈何他不得,没有把蒋经国放在眼里。明明有令规定:午夜十二时以后实行宵禁,不准行人通行,孔令侃偏在这时开车闯关,扬长而去;明明规定禁止囤积居奇,扬子公司偏偏乘机大肆囤积物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总队长王升及其手下人为此向蒋告状,蒋经国勃然大怒,但也不敢轻易“在太岁头上动土”。如今杜月笙在会上这么一逼,蒋经国无法回避,不得不予表态。整个上海都在拭目以待,看他如何动作。蒋经国只好横下一条心,命令经济警察大队长程义宽搜查并查封了扬子公司,只是迟迟不对孔令侃本人采取行动,以表明手下留情,仍给他留有余地和后路。
  查封扬子公司成为一时的重大新闻,上海、南京、北平等报刊争相报道。有的表示欢欣鼓舞,呼吁“清算豪门”;有的则因处理此案拖泥带水,缺乏前一阶段的雷厉风行作风,表示不满,指责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各种议论都有。
  我看到这种情况,感到自己所言蒋经国“后劲不足”可能不幸而言中,因而很着急。于是在一次会见时,我问他:“孔令侃案办不办?”他像没有听见一样,不予置答。此时蒋经国用行政手段勉强维持的上海经济秩序已出现崩溃之兆。物价开始飞涨,物资日益缺乏,不少工厂生产停顿,老百姓怨声载道。我陪同他到申新九厂了解生产和原料供应情况及工人的情绪,看到沿途市面上一片抢购风潮,我与他的心情都很沉重。我又追问他:“孔令侃案你准备办不办?”他却答非所问:“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打老虎’,说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是危险的。”然后就不再说什么。
  
  蒋经国终于后退
  
  回到旅馆后,我反复琢磨他这句话的含义,觉得他是借此向我暗示:他要后退了。对此,我想了很多很多。本来我对实行经济管制能否奏效,并不抱多大希望,但现在面对真正囤积居奇、横行不法的“豪门资本”;在全国人民拭目以待之时,我认为绝不能退缩,应当大义灭亲,依法严惩,否则无以向人民和历史交代。如果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一遇见真正的“老虎”就偃旗息鼓,那不成了一场具有讽刺意义的骗局了吗?我对国民党早已失望,但对蒋经国还抱有一线希望,认为他是一个有抱负有能力的领导人。几年来他对我恩遇甚深,无论以公以私,无论作为部下或朋友,在此关键时刻,我都有责任有义务向他进言,鼓励他坚持原则,不要犹豫不决,消极退缩。
  为此,我主动到逸村二号去见他,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你对孔令侃一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他本来情绪就不好,见我又提起这个他最不愿意谈的话题,顿时发火了。他把沙哑的喉咙放得特别大,以训斥的语气嚷道:“孔令侃又没有犯法,你叫我怎么办?”我见他竟然如此无视事实,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驱使我拍案而起,大声说:“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这就是江南所著《蒋经国传》中说到的“为了‘扬子案’,经国的爱将贾亦斌曾和他拍过桌子”的一幕。他终于平静下来,叹了一口气,又无可奈何地说:“亦斌兄,你有所不知,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啊!”他把个人和家族的利益放在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我根本不能接受,便进一步对他说:“你有对你父亲尽孝的问题,而我只有对国家民族尽忠的问题。如不处理孔令侃一案,何以服国人,又何能救国家?”说罢我便拂袖而去。回到扬子饭店,我连夜给他写了一封长达十四页的信,再一次予以敦劝,结果自然仍是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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