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1期
拍案一怒，各走各路：我与蒋经国的决裂
作者：贾亦斌
心甚感快慰，乃发表广播讲话对刘自然之死表示悲愤，对台湾民众的反美正义行动表示支持。同年，我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向台湾当局呼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化干戈为玉帛。
共图祖国统一大业
六七十年代，经国先生逐步从乃父手中接过权力后，推行了若于革新措施，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在其他各种条件的配合下，促成了台湾经济的“起飞”，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受到各界的称赞；更加值得一提的是，经国先生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对台独势力保持警惕，采取了压制和防范的措施。记得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当时我任上海民革副主委，在上海参加了对尼克松一行的接待活动。在发表“上海公报”前夕的宴会上，一位美国外交官告诉我，他与经国先生的关系较密切，问我有无关于国家统一或私人之事要带信给蒋。我回答说：“中国统一是海峡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无须外国人代劳。如去台湾，则请代我个人向经国先生表示致敬和问候。”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尽快实现通航、通邮和通商，促进两岸的共同发展与和平统一。从此，两岸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也于是年调到北京任民革中央副主席，负责民革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与老朋友和台湾同胞接触的机会更多了。
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点方针，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方针在海峡两岸引起了巨大反响。同年，我参加全国政协代表团赴美国访问，见到了包括徐思贤在内的诸多青年军时期的老朋友。阔别重逢，感慨良多。大家都认为往者已矣，应该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为国家民族的统一和繁荣尽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回国后不久，我就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向蒋经国先生进一言》的文章，其中写道：“现在……国内外形势非常有利，和平谈判条件逐渐成熟，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千秋伟业，系乎一转念一反掌之间。只要国共两党进行谈判，能实现第三次合作，经国先生就可以为国家、民族尽大忠，还可以迁葬父亲灵柩和祭扫母亲庐墓，以尽大孝。这是千载难逢之良机，历史在等待着经国先生如何书写！”
1983年，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以“一国两制”的原则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设想，更得到了国内外有识之士的赞成和拥护。1984年我赴香港访问，著名作家江南先生评论道；“贾亦斌重返香港必有重任”。我在香港与台湾的彭位仁先生通丁电话，他第一句话就说：“总统(指蒋经国)很想念你啊！每次我和总统见面都要谈起你。”实际上我也始终没有忘记经国先生和所有在台老友，并希望他们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1987年，经国先生认识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于是排除种种阻力，采取了开放探亲、解除戒严和开放党禁三项措施。这是对国民党历来奉行的“三不”政策的一个松动—，不失为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之举，得到了舆论的好评。从中不难看出经国先生力图在自己的晚年“对历史和民族作一番交代”的努力。这年5月，我陪同台湾访美学者陈学明博士再次访问溪口。’我们一同参观了蒋介石的出生处玉泰盐铺和经国先生的出生处丰镐房，又瞻仰了蒋介石母亲王采玉与经国先生母亲毛福梅的墓地。我对陈博土说：“希望经国先生回家祭扫祖墓，以尽人子之情。”
此后不久，经国先生为了准备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曾派使者来北京找我，探询中共方面和平统一的诚意及我是否愿意为之沟通，我一一作了肯定的答复，并将情况向上作了汇报。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接见他时，请其转达致经国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表示希望“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遗憾的是，经国先生正准备派重要代表再来谈判时；不幸于1988年1月14日在台北病逝。恶耗传来，在大陆的原经国先生部属和旧友，无不为之震惊和悲痛。我于次日致电蒋经国治丧委员会，表示深切哀悼。
回顾我与经国先生四十多年的交往，始以反帝御侮而合，中因政见不同而分，终以和平统一而合。分合之际，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历只发展的趋势。经国先生始终主张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我与经先生，公谊为重，私情难忘，曾殷切希望他能在自己的晚年为祖国统一做出历史性的贡献，然而天不假年、怎能不令人为之痛惜！
(本文是作者长篇回忆录中的两节，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并代拟了大小标题。全书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