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2期
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
作者：陈漱渝
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也登了王明有关建立国防政府的发言。读后知道党在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觉得是路线变了，要纠正“左”的错误了。后来又在巴黎《救国时报》上读到了《八一宣言》。我本来是“左”的，现在要反“左”。我知道1933年苏联为了反“左”，解散了“拉普”，所以这时思想就倾向解散左联。左联当时的关门主义厉害得很，成了第二党，搞一些示威游行、散发传单这类对作家不适宜的行动，使一些有进步倾向的作家都不敢参加左联。正好又接到萧三从莫斯科写来的一封信，提出解散左联，于是我们就在1935年底1936年初将左联解散了。我认为，当时适应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提“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可以的，不能说“国防文学”是反动口号，鲁迅也从未根本否定这个口号。解散左联也是可以的，1937年工农红军也改编成八路军了嘛。问题在于我们对“国防文学”口号的解释有“左”的宗派主义残余。鲁迅在《答徐懋庸……》信中，就批评了我们的“左”。我们犯错误有个人思想根源和思想水平问题，但不能离开王明路线一度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这个背景。而王明路线又是和当时共产国际的路线有联系的。离开这个背景，许多问题就解释不通了。
问：“国防文学”的倡导者是否不强调无产阶级在文艺界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答：论争的文章，现在事隔四十多年，大多记不清楚了。但那时有一个错误想法，就是认为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人家害怕，所以不敢讲共产党领导，想尽量争取合法地位。当然，争取合法是对的，但争取领导权的思想和行动不能丢。徐懋庸在给鲁迅的信中说无产阶级不应该“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这话不对，无产阶级就是有掌握领导权的“特殊资格”嘛!
问：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当时上海文化界的地下党是否曾派人去跟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取得联系?
答：我没有派人去找北方局的印象，别人是否这样做了我不清楚。刘少奇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写了文章，我当时根本不知道，直到现在也没有看。我不知道“莫文华”是刘少奇的化名，只知道过去我们军队中有个莫文骅。两个口号论争时，有不少好心人不赞成这样争下去，陈望道就为此事专门找过我。但我当时颇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中打派仗的劲头，没有重视他的意见。所以主张两个口号休战的意见，有的人是出于好意，并不是恶意。
问：请你谈谈跟鲁迅的关系。
答：我参加左联以后才认识鲁迅，跟他通过信，见过面，但来往不多。这固然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所致，但主要还是由于我在思想上不尊重鲁迅，不认识鲁迅的伟大。鲁迅批评了我们的错误，并在一些文章和书信里确实反映出对我们的不满。我们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不管有什么缺点错误，但从没有搞过什么阴谋。过去有些口口声声喊拥护鲁迅的人，其实并不一定是真正拥护鲁迅的；过去和鲁迅争吵过的人，其中有不少是始终跟鲁迅站在同一战壕中的，这已由历史作了见证。如果说我们对鲁迅进行了攻击，那主要就是两条：一条是说鲁迅不懂统一战线，另一条是说鲁迅偏听胡风的话。我们有错误，但不是阴谋。
问：三十年代你对张春桥了解吗?
答：我在上海跟张春桥没有接触，只在有一次和几个青年见面时，其中有一个是张春桥。到延安后我任边区教育厅长，他跟我也没有接触。后来到晋察冀，他当《晋察冀日报》的副主编，我是晋察冀中央局的宣传部长，他也从来不找我。打倒“四人帮”后，有人写文章说张春桥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是我授意写的，说文中的“有人”就是我，这不仅是不实事求是，而且可以说是诬害。打倒“四人帮”以后还这样造谣诬害，这也足见“四人帮”帮派体系流毒之深。
问：你现在对1958年版《鲁迅全集》在《答徐懋庸……》信后加的那条注释怎样看?
答：写这条注释我事前并不知道，但写成以后给我看了。当时觉得鲁迅注释工作一贯是雪峰主持的，而《答徐懋庸……》这篇文章又是雪峰代笔的，他为了交待自己的问题写了这条注释。《答徐懋庸……》信虽然是雪峰执笔的，但代表的是鲁迅的观点，信里还有鲁迅亲笔加上的许多话。鲁迅署名的，就是鲁迅的嘛。这个注释虽是雪峰检讨自己，实际上却是批评鲁迅。我同意发表这条注释是不对的。
问：请谈谈你跟冯雪峰的关系。
答：我在1931年认识冯雪峰，当时他是文委书记。1932年我成为文委成员，并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我和冯雪峰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是好的，后来他为一件事对我有意见，这就是《文学月报》发表“芸生”诗的问题。“芸生”是邱九，当时青年团的一个负责干部。他跟我虽只有一面之缘，但给我印象很好，谈得很投机。邱九说要写一首骂胡秋原的诗，我就把他这首诗发表了。这首诗充满谩骂，确实不好。“芸生”的诗发表后，胡秋原马上写了一首诗回骂我，准备登在《读书杂志》。后来冯雪峰出面做工作，进行调解，才抽下了这首诗。如果找到这一期《读书杂志》，就能发现目录上印了胡秋原诗的标题，正文里却没有这首诗。邱九写完这首诗后，就离开上海到宁波去了，很快就被国民党逮捕枪毙。所以我对邱九一直有些怀念。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发表后，祝秀侠他们联名写信给鲁迅，这件事我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这首诗的问题一度搞得很复杂，有人说“芸生”是瞿秋白的笔名，这是不对的。我在对待胡秋原的问题上和冯雪峰闹得不好。1933年秋，冯到了江西苏区，经过长征于1936年夏重又来到上海。当时我们和党中央失去联系已快一年了，听说中央来了人，比什么都高兴。冯到上海先找了鲁迅，这是对的，但很长时间没有找我，没有向我们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也没有当面批评我在“国防文学”问题上有什么错误。
雪峰1976年初去世之前，我特意去看了他一趟，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也有所检讨。我觉得雪峰虽然有错误，但还是比较正派的。
问：你去延安后有没有跟毛主席谈过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
答：我跟毛主席接触的机会较多，但从来没有谈过这次论争的问题。1937年4月我去延安，雪峰在上海，他的领导人是博古，后来雪峰跟博古闹翻了。因为雪峰不告而别，回了老家，两个口号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我跟周扬同志的第三次接触是在1983年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九十诞辰。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和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鲁研室、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联合举行学术座谈会。会址设在鲁博院内的报告厅。记得会议的主持者是王士菁先生，我参与做接待工作。周扬以鲁迅研究学会会长的身份出席了上午的座谈。我搀扶他步入会场。跟六年前比较起来，周扬显得苍老了许多，声音没有以前洪亮，说话也有些重复啰嗦；特别是容易动情，常常情不自禁地掉泪。关于这次会议，我们只发过简要报道，刊登在一份内部资料上。周扬的讲话录音一直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