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2期
胡绳在周恩来身边的一段经历
作者：锦 洲
得，1945年，在南方局主管青年工作的刘群病逝后，同志们从红岩步行到附近的墓地为他送葬，周恩来利用和大家一起步行的时间，向胡绳详细地讲述了要他起草的社论内容。周恩来的领导的确十分细致，又像是手把手地教小徒弟一样。
除了《新华日报》的工作，胡绳在文委仍负责与出版界、学术界的联系。这时，生活书店在沉重的压力下已难以生存，各地分店几乎全被封闭，只在重庆留下一个规模很小的门市部。邹韬奋本人在太平洋战争后离开香港，因遭国民党通缉而无法返回重庆，只得进入东江游击区，并由广东的党组织设法把他隐蔽在梅州附近的农村。不久，广东省党内出了叛徒，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邹韬奋无法在广东农村立足，又由地方组织将其转移到上海，后转入新四军地区(1944年不幸病逝于上海)。这些，都是由周恩来及南方局统一协调安排的。
当时，重庆的进步出版界虽然遭到沉重打击，但仍有一些较小的进步书店在困境中坚持斗争，黄洛峰主持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就是重要的一个。黄洛峰是个老党员，他通过胡绳与文委取得了密切的联系。根据周恩来和文委的指示，黄洛峰与出版界中稍有进步倾向或中间倾向的书店、出版社广为联系，共同进行向国民党当局争取出版自由、争取纸张公平分配的斗争，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文委工作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与统一战线有关。关于这方面的工作，周恩来同志是非常重视的。有一次，周恩来与几个同志在曾家岩50号屋内闲谈，胡绳也在。座中有人忽然提出，将来抗战胜利后不知还要不要统一战线?某一相当负责的同志随口回称，那个时候还有什么统一战线呀。周恩来听到后笑着说：恐怕不能那样认为。随着形势的变化，统一战线的形式、内容、对象等等当然会有变化，但党总是要与党外可以合作共事的人合作，因此统一战线将长期存在下去。周恩来不仅这样说，而且自己也一直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始终把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上。
在学术界与在其他领域一样，周恩来也是主张广泛结交朋友，同时又对党内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特别重视。他与侯外庐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抗战时期，侯外庐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在德国曾致力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翻译，多年来每逢工作、生活上遇到问题，往往去找所能找到的共产党员和党组织商量。他在重庆除撰写政治评论外，还从事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本来，他主要是搞古代学术思想史，后接受周恩来的建议，改为从近代人手。大约在1940年间，周恩来曾约侯外庐单独见面。那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侯外庐前往曾家岩50号，所以周恩来决定把谈话地点定在城里新华日报营业部二楼。这里是职工宿舍，灯光黯淡，排列着七八张床，周恩来悄悄来到楼上，与客人对坐在床铺上相谈甚欢。这次谈话，胡绳也在座。
周恩来在1944、1945年间，多次到重庆，但每次时间都很短，抗战结束后才又较长时期地留在重庆。他在重庆既肩负着领导整个南方局的重任，又主持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当然是非常繁忙的。但不论在渝时间长短，不论其他工作多么繁忙，他总是非常注意文委工作，并且一有机会即与文化界人士集体或个别地联系。当时有过一个学术界的读书会，参加的有杜国庠；翦伯赞、侯外庐、胡绳等。周恩来有时悄悄地到场，和大家亲切地交谈。他不但谈政治形势，也谈学术方面的问题。周恩来还与文化界的前辈柳亚子等经常保持联系‘有一次，胡绳和何其芳还曾陪同叶圣陶前去会见周恩来。30年代中，叶圣陶不属“左联”作家之列(茅盾回忆录中曾对当时“左联”没有邀请叶圣陶参加表示遗憾)，所写文章也没有“左联”那种味道，但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爱国者，与党和“左联”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周恩来这次在重庆特意与之长谈，看来对叶圣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可能与他几年后毅然决定离开上海前赴解放区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国民党残酷镇压的恶劣政治环境下，周恩来总是千方百计与各方面人士直接接触。胡绳还记得，有一次随周恩来去拜访过一个没有多大名气的小资本家(此人在解放战争期间去了台湾)，当时胡绳并不认为拜访那样一个人有什么用处。没想到1947年当胡绳从上海前往香港时，恰恰是获得了那人的帮助才得以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追踪。
当然，那个时候要找较多的人集会几乎是不可能的。到抗战结束，毛泽东亲至重庆参加和谈时，客观条件才有所改善。有一次，周恩来约请了不少学术界人士在曾家岩50号举行座谈，与会者中包括过去在北京已很著名，抗战时期在成都活动的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人称邓马黄，其中黄是共产党员)。周恩来与他们相识已久。在这个座谈会上，他们显得十分兴奋，尤以邓初民情绪热烈，以他有名的大嗓门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
从周恩来学习马克思主义作风
正是这些看似并不十分重要的小事，一番谈话、一次集会、一趟拜访，点点滴滴会聚起来，使胡绳对于周恩来同志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有了较深的体会，并努力在自己的工作中加以运用。
胡绳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潮中进入党内的，但在入党的四五年前已开始受到党的宣传(包括各种地下刊物)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具有唤起革命要求的积极内容，但也带有30年代初期党的宣传品惯有的“左”的气息和党八股的气息。一个满腔革命热情而缺少实际社会经验的知识青年，很容易接受这些“左”的影响。胡绳回忆说，他在入党前后虽然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这要求考虑读者对象，不能一味唱革命高调)，也学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就不能自吹自擂，唯我独革)，但是直到有机会接近周恩来，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才可说是多少学到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作风，才对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有了较多的认识，才知道“左”的学风、文风不是可羡慕的，而是应该唾弃的。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是有斗争的。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投降倾向和他们反共反民主破坏团结的倾向。在思想学术战线上也要掌握这个原则，这是周恩来经常要求党内和学术界同志们注意的。胡绳那时发表的一些批判国民党右派破坏抗战团结的法西斯言论的文章，立论虽然非常尖锐，但总是以说理的态度出现，其中有的文章还较有深度，如《论诚》等等。这些文章竟然能够通过国民党的书报检查而刊登出来，实在很不容易。胡绳在重庆还写过一些批评唯心主义哲学家、史学家的受人注意的文章。有些被批评的人在政治思想上与国民党右派相通，但胡绳的文章并不是简单地用政治大帽子压人，而是注意摆事实，讲道理，有说服力地使人们看出对方不仅在学术上站不住脚，而且确实同错误的政治倾向有一定的联系。用胡绳自己的话来说，如果没有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没有周恩来的教导和示范，他是不可能写出这些文章的。
从周恩来那里，胡绳还学到在学术界里交朋友不能以马克思主义划线，应该在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