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历史家的品格
作者：陈铁建
过，大笔一挥，就是一个扣得很紧又十分醒目的标题。他对我说：“文章写得好，而无画龙点睛的题目，说明作者写作水平特别是概括能力还有待提高。不要急，写多了，就会运用自如。”每逢文章发表，引起或贬或褒的反响，在编辑部里，大家总要审慎地讨论一番。无庸讳言，今天回过头去审视这些文章，难免会发现种种偏颇，甚至还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左”的痕迹；这也算是一个教训吧！
1978年春节前，我和章鸣九根据黎澍的安排，同教育部的吉伟青、姚介厚、黄展鹏等一起，由我执笔撰写评述“四人帮”“儒法斗争”阴谋的长文。文章在《历史研究》、《教育研究》和《人民日报》同时刊出，黎澍很高兴。夏天，他让我同他和丁伟志一起，到天津参加筹备历史学规划会议的座谈会。7月间，他几次同我谈及当代史，希望有人跟他一道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8月中旬，胡乔木在北京西郊召集黎澍、李新、廖盖隆商谈，让他们分别负责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共产党史》和《毛泽东生平思想》，并力争在短时间内写出来。在这前后，我被借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先后调来的还有郑惠、郑新如、席宣和徐世华，由郑惠负责召集，主管日常工作。作为主持人，黎澍反复强调要写一部可以影响现实、传诸后世的信史；他对“文革”十年史尤其重视。
基于对十年“文革”的恨恶，我深深地理解黎澍热衷于编著“文革”十年史的苦心。他似乎看出我的兴味所在，于是分配我作“文革”十年史的研究。那一段时间，我们见面时经常议论的话题，就是“文革”发生的历史根源，“文革”的破坏所造成的现实和未来的恶果。翻检我当时的札记，有明确记载的谈话就有：1978年8月2日、8日、9日、17日，9月6日、18日、19日，11月6日、11日。当时，思想解放之风吹遍了理论界、学术界。时令虽已是秋末冬初，但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却呈现出一派生机，使人感到学术文化的春天来到了。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中，我们信心十足，就好像写出一部如同《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样翔实、具体、生动、引人入胜的《“文革”十年史》，已经指日可待了。
为了写好共和国史，黎澍多次访晤老一辈革命家。当他得知彭真在陕西某地，竟高兴不止，急派我和苏双碧准备飞赴陕西访问，了解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有关背景资料(后未能成行)。在这前后，黎澍拜访了当时主持中央具体工作的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胡耀邦说，现在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嫌为时过早：“按照历史的真实写，许多人通不过。”“主席讲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不写三七开，违背老人家的遗愿。《红楼梦》写到林妹妹死，读者接受不了。”胡耀邦的话，不幸而言中。时隔不久，正是因为不许涉及对毛泽东的评价，不许涉及对天安门“四五运动”的评价，而使大家感到愿望落空，人心思散，最终导致写书组的解体。我起草的一篇《“文化大革命”论纲》，自度有违禁令，只好束之高阁，去喂蛀虫了。每当翻检旧作，就会记起黎澍那句铿锵有力的话：“一定要秉笔直书，写出一部信史，把‘文革’的种种丑恶公诸于世，使人们警醒。否则，就难免重蹈覆辙。”不知为什么?不，不为什么!仅仅要使历史学成为真科学而非伪科学，我一直把黎澍的这句话，当成历史学家的伟大的科学宣言。他的这句遗言，将永存于研究当代史学者的记忆中，并化作执著的追求和行动。
这期间，我虽已离开《历史研究》编辑部，但与当时主持日常编务的丁伟志、李学昆还时相过从。1978年12月初，李学昆邀我抽空为《历史研究》写点文章。我们谈到瞿秋白；在《多余的话》评价上，他和我有共同看法。分手时他说：“写一篇怎么样?”我接受了。我认为，因《多余的话》而将瞿秋白说成“叛徒”，无论如何站不住脚。这桩冤案的制造者，经不起历史的拷问。重评《多余的话》，正是要对邪恶横行年代酿成的悲剧，进行历史的追寻。不久，我去求教于黎澍。在建国门外灵通观他的家中，我谈了《多余的话》并没有“讨瞿”英雄们强加给它的那些东西，相反，它抒发的是共产党人特别是共产党领袖人物中难得一见的坦率、真诚的心声。黎澍赞同我的看法，他说：“无非是说了真话，不说大话、假话；而说真话往往犯忌。有些人善于遮掩粉饰，连起码的七情六欲都藏得严严实实，装成圣人模样去吓唬别人。”又说：“这样的翻案文章难作：一般读者不易理解，卫道者要打棍子。但是，如果谁也不去作，就只好听任谬种流传。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历史家实在难为；知难为而为之，才是真正的历史家。”他同时说到：一个好的刊物，一定要有勇气提出新问题，发表有自己特色的文章。不然，大家都是一副面孔，还办那么多刊物干什么?!
谈过《多余的话》，黎澍嘱我与郑惠去上海了解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在沪期间，我们得到王一平、李庸夫、夏其言、温崇实、郑心永的支持，查阅了上海某报当年报送中央碰头会的内刊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有关会议记录。由此知道，批判《海瑞罢官》时，毛泽东支持江青在上海坐镇督师，上海市委根据“最高”旨意具体指挥，名曰“引蛇出洞”。市委书记们误以为这场批判运动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历史重演，把知识分子当作蛇引出洞来，聚而歼之。岂料，伟大的谋略家毛泽东有他自己的部署：造成舆论，掀动“天下大乱”。书记们后来的遭遇，比挨他们整的知识分子们要惨得多。被聚而歼之者，包括党政军各级领导层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中央的“总后台”!谚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此之谓乎?
当时，那家报社的驻京记者们，手段高超，无孔不入，想方设法摸清了翦伯赞、吴晗、邓拓、侯外庐、黎澍等一大批学者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他们找过黎澍三次，前两次均被拒绝，第三次索性破门而人，把黎澍堵在家中，只好谈话。我们自沪返京后，我把记述这次谈话的《记者简报》讲给黎澍听。他坦然一笑，不无鄙夷地说：“新闻记者变成特务，确实可悲。”当然，那些幕后操纵者，更应受到严厉的谴责。
“文革”的历史至今不能进行充分研究，“文革”史著作难得公开发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人头上有见不得人的疮疤。严重的危险在于：旧的不能彻底清算，新的便无法取得完全成功，甚至难保旧的不会卷土重来。君不见，一些曾经威信扫地的货色，不是在某些角落又香起来了么?
“对于在中国传播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做正本清源的工作，在思想上要反对封建主义或皇权主义，在理论上要反对教条主义。”
转眼步入了80年代。我因常住京西青龙桥，不在城内上班，有两年左右时间不常见到黎澍。
1982年春，近代史所领导班子换届，黎澍被免去副所长职务，调离近代史所。一向淡泊名利的黎澍，对此漠然置之，更加执著于社会科学事业的推进。这年冬，中国现代史学术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