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历史家的品格
作者：陈铁建
论会在厦门召开，他以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名义主持会议。我和耿云志、陈文桂等随他一起赴会，下榻于厦门大学招待所。第一次到厦门，大家对这里的南国海岛风光十分欣赏。正值观世音菩萨生日道场，厦大隔壁的南普陀寺僧众日夜不停地大做法事，香火烛空，人声鼎沸。晚间，黎澍兴致极好，同大家一起看过善男信女礼佛、和尚法事活动后，应方丈妙湛法师之邀，人住持精舍，与方丈纵谈佛门诸事，直到午夜时分。他对国内改革开放后宗教事业的活跃，感到欣慰。由此预期中国社会其它事业复兴有望，学术振兴有望。
随后，1983年8月，首届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在中国，学术界讨论资产阶级问题，给资产阶级以一席地位，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学术活动。会议中讨论的一些问题，诸如洋务、维新、立宪运动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中国近代化进程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启蒙运动中的作用等，都是富有新意又颇为敏感的问题。有些问题的提出和辩论，使持有某种成见的学者感到不安，也有些学者心有余悸，不敢超越在长期封闭状态中形成的旧观念。因此，如何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使与会者各抒己见，便成为会议能否圆满成功的关键。黎澍是会议的倡议者和主持者之一，他全神贯注，认真领导会议活动。会间，他常常就会议有关问题征询李宗一、耿云志和我的意见，不时问道：“这样办，妥当吗？”“还有什么好主意?”他平时不善于应酬，这时却非常注意与各方面的交往礼节，谦虚、谨慎过于常时。会议开得很成功。可是，谁会想到，半年之后，这些完全属于正常学术讨论的问题，诸如洋务、立宪问题的探索争论，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争；而“非”的一方，竟被斥之为“精神污染”、“异化史观”!
同年10月底，我随李新、孙思白到上海出席《中国革命史丛书》编委会议。一天饭后，在交通大学校园散步时，听广播说是要“清除精神污染”。回到北京不久，大约在11月底，就听说黎澍因心肌梗塞住院了。他是最开朗、最坦荡的学者，但在什么都成了“污染”的喧嚣中也悒郁不欢，终至发病。他忧虑的不是他自己的研究工作，而是屡经摧残后刚有转机的中国社会科学事业。在当时那“不是运动”的运动中，哪一位社会科学家能平抑胸中的波澜，安心去作科学研究呢?
他先是被送到友谊医院进行抢救，脱离危险期后转到305医院疗养。我有时和潘汝暄一起、有时一个人到医院看望他。他住在单间病房。见到我们，他绽开笑脸，分外高兴。这时，对“精神污染”的扩大化被制止了；运动没有发展成为一些人所希望又为一些人所厌恶的狂风暴雨，就嘎然而止。305医院的病房，似乎也分外静谧温暖。他问起我读过某篇批判“异化”问题的文章没有，我说自己对于理论素来隔膜，读那样艰深的文章实在太累。他说最好读一读，什么文章都要读；你是研究现代史的，不要放过亲身体察和感受历史事件的机会。又说，历史家应该是思想家，否则就成了材料家。现在做理论工作的人很少研究材料，而做材料工作的人又很少注意掌握理论。他们同样写一个题目，写得都片面。做研究工作，要下真功夫，甚至死去活来，翻了筋斗，否则就不叫科学研究。
这次病痛之后，黎澍的身体大不如前，很少再参加外地举行的学术活动。1986年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广州)、1987年柳亚子诞辰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苏州)，他都因身体的缘故辞谢了。但他还尽力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学术活动。记得1987年3月、5月，江苏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片《秋白之死》先后在中央宣传部审查和观摩，他都应邀出席，并带头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完全给予肯定，使之得以顺利通过。一直担心影片难获通过的该剧导演虞志敏不止一次向我表示，感谢黎澍的支持和鼓励。
大约在1987年秋天，他从木樨地家中打电话，要我替他查两条材料。这时他正在与一些史学理论家展开关于历史创造者和阶级斗争史的论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或创造者”这一流行几十年的观点，被视为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史学”最高指导思想。公然对它提出挑战，仅仅这个行动本身，就足以震惊史坛，说明挑战者具有怎样的胆识；何况此前黎澍因为提倡反对封建主义，已经被“挂了号”(他有一次在电话中说：“我已是被挂了号的人物!”)。
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是人数最多的群体。他们深受剥削压迫，渴望温饱，渴望土地；对地主豪绅有反抗，有搏斗，但更多的是愚昧、自私、忍耐、屈辱，等待好皇帝和救世主。作为皇权主义者，他们往往成为历代皇朝更迭换届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又是封建专制主义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与绝大多数农民的淳朴温厚、逆来顺受不同，一部分游民无产者，则善于投机，勇于斗狠，翻云覆雨，不择手段。打天下时，他们山头林立，各不相协，甚至火并残杀；得天下后，则争权夺利，失势者阴谋篡权，得势者卸磨杀驴，一言不合即成刀下之鬼，诛杀之烈，史不绝书。对此，黎澍说：“千万不要小看了农民。我在湖南家乡见过一些农民，工于心计，手段不凡，可不简单。”我说，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在它中国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揉入某些消极的东西，诸如农民、游民无产者的思想。所谓“造反有理”、“斗争哲学”，就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也很难说是农民阶级思想，而是游民的哲学。黎澍赞同这个意见，而没有批评我的放言无惮。他指出，对于在中国传播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做正本清源的工作，在思想上要反对封建主义或皇权主义，在理论上要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中，既有斯大林的教条，也有毛泽东的教条，反起来都不那么容易。但是，一定要反，否则，不仅理论不能发展，社会也无法前进。他的语气是那样坚定，那样果断。说到百家争鸣，自由讨论，黎澍颇多感慨。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提出又由毛泽东所节制。他需要争鸣，就发动争鸣，争鸣到纷纷然不合其意，又用反右派、反右倾、反修正主义等大煞其车，直煞到鸦雀无声。毛一提倡反右，下面便有人跟着加码，直使百家为之钳口结舌。说到毛泽东的“书读得越多越蠢”论，黎澍说，其结果就会导向愚民政策，对有知识的人不放心。大家都无知无识，愚昧，才有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繁衍的温床，才有人依附、投靠，甘愿受人摆布，任人宰割。
我们的谈天，就这样从历史创造者和阶级斗争史问题的论战，进而及于游民无产者的思想、行为和作用等等。所论者，未必、也不一定都正确。只要敢于正视历史和现实，大胆进行探讨和思索，就会有助于学术的前进。黎澍在这一时期所写的理论文字，与其说是为了回答几个具体问题或作出几个具体结论，不如说他要为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塑造一种新思维，提供一种新方法，开拓一种新境界。
他问起我最近时期的研究工作。他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