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一万五千波兰军官被杀的惨剧
作者：晓 光 陈 红
前提，因此，卡廷事件的真相和德苏谁是谁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弥补波苏裂痕，维护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特别是正当美英军在北非、太平洋与德意日法西斯打得难解难分之际，更需要苏联红军拖住德军主力，岂能轻易为卡廷事件开罪苏联。波兰人在这个时候提出卡廷问题，实在是目光短浅、思虑不周。所以美英采取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劝波苏重归于好，不要中了纳粹德国的一石二鸟之计。西方舆论也一反“公正、客观、真实”的姿态，充当起“和事佬”。或对波苏断交深表遗憾，或认为波苏都中了德国的反间计……，谁也不提“事实真相”几个字。曾任英驻波大使的欧文·奥马利勋爵认定苏联应对卡廷事件负责的调查报告，也被英国政府列为“绝密”，锁入了国家档案局的保险柜。
国际法庭怪事迭出 苏方咬定罪在纳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在和平、正义、公理和人道的旗帜下，对法西斯战犯的一切残暴罪行进行审判。卡廷惨案也不可避免地提到了纽伦堡国际法庭之上。苏方检察官鲁坚科要求法庭不进行调查和辩论，就认可苏联“特别委员会”关于卡廷事件的报告，但为法庭拒绝。法庭坚持对卡廷事件进行调查。
然而在法庭辩论和调查中，却出现了许多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怪事，使卡廷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加扑朔迷离，真伪难辨。
怪事之一：鲁坚科与德方证人对质时，先后两次改变对同样事实的说法，被认为是“苏方理由欠充足、证据不充分的明证”。但法庭对此并未追究。
怪事之二：苏方指控德军上校阿伦斯作为537工程营的指挥官，是1941年9月在卡廷杀害万余名波兰军官的罪魁祸首。但阿伦斯在法庭上作证说：他从未担任过537工程营的指挥官，该部队也从未在斯摩棱斯克驻扎过。1941年9月驻守该地的，是贝登科上校指挥的537通讯团。
怪事之三：波兰作为卡廷事件受害者所搜集、掌握的大量证据，未被允许提交法庭。
怪事之四：当年参加“欧洲委员会”共同调查卡廷事件的两名专家，提供的证词截然相反。保加利亚的马尔克博士否认当年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可靠性，转而同意苏方观点；瑞士的纳维勒博士不但坚持当年的调查结论，而且补充了不少新的证据。
怪事之五：波兰检察官罗曼因坚信德国人是“卡廷刽子手”，被苏联允许再赴卡廷调查。罗曼在那里搜集到大量材料，并在斯摩棱斯克内务局的地下档案室发现了该局与内务部就执行卡廷屠杀行动的往来电报，因而改变了看法，写出了苏联应对卡廷惨案负责的调查报告。但他和他的报告都未能进入国际法庭。刚回到波兰，罗曼就神秘地死去，他的调查报告和所有材料也不翼而飞。
怪事之六：曾向“欧洲委员会”提供证词的卡廷当地居民数人，在1944年以后也都相继突然死去。
尽管大量的证据看上去都对苏联不利，但苏联坚持其“特别委员会”的结论。而1946年9月30日纽伦堡国际法庭对战争罪行的判决中，只字未提卡廷事件。
苏联方面觉得卡廷事件这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于是在卡廷森林深处那八个墓穴所在的空地上立下一块石碑，上书“纪念1941年被希特勒匪徒杀害的波兰军官”。在苏联的一切媒体和文字记载中，卡廷事件的凶手是纳粹德国已成定论。
然而，历史真能就这样糊里糊涂翻过去吗?
冷战加剧旧事重提 苏联逐步陷于被动
其实，人们很清楚，纽伦堡国际法庭之所以回避了对卡廷事件的判决，主要是“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政治在法律上的反映。
苏联固然不会自动地坐到被告席上，美国也不希望让苏联人过于难堪，因为在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中还需要与苏联合作。至于波兰，在大国的棋局中只是既可利用亦可放弃的一枚棋子而已。
不过，国际法庭未对卡廷事件明确判决，未尝不是埋下了日后重提此事的伏笔。在大国的勾结中回避的话题，完全可能因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而被重提。
果然，二战的尘埃尚未落定，国际形势就急转直下，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瓦解，全面冷战不断加剧。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了对苏联实施“遏制战略”的“杜鲁门主义”，政治讹诈、经济制裁、军事封锁……无所不用其极。卡廷事件也作为攻击苏联“专制”、“暴虐”、“不人道”的有力武器，而被开封启用。
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成立“特别委员会”重新调查卡廷事件。一年后发表的调查报告称：各项证据确凿证明“卡廷森林里杀害波兰军官一事，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为，日期不迟于1940年春季”。报告一经公布，西方各国群起呼应，对苏施加压力，要求澄清事实。英国也公布了掌握的材料，包括奥马利勋爵10年前的那份报告。新闻媒介更是推波助澜，大炒特炒，再次搞得沸沸扬扬。
苏联岂能示弱认输，当即予以反击，宣称卡廷事件已于1946年经国际法庭予以解决，美国再次抛出这一问题是别有用心。1952年3月3日以后，《真理报》连续15天，每天用一个整版刊登苏方“特委会”当年的报告，并发表了题为《美国诽谤者》的长篇评论文章。《文学报》指责“闹着重新调查卡廷事件的美国人都是纳粹的老朋友”。苏联传媒众口一辞，或反唇相讥，或矢口否认。
其实，对于争论的双方而言，卡廷事件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利用这一事件攻击、毁谤对方，为本国的全球战略服务。谁也没有真正地关心波兰人民的感情，谁也没有设身处地为一万多无辜亡灵及其亲友着想。
1948年，当年在苏联寻找失踪波兰军官的安德尔斯将军主编了《卡廷森林罪行材料》，在伦敦出版后再版十多次。1957年7月，联邦德国的《七月》杂志发表了德军缴获的一份苏联文件，内容是报告在1940年6月2—6日拆除科泽利斯克、斯塔罗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三个波兰战俘营的情况，上面有白俄罗斯内务部主任塔尔科夫的亲笔签名。但苏联政府仍拒不承认所有指控和文件，只是未再提出新的有力反证。当时的克格勃主席谢列平还在1959年3月3日向赫鲁晓夫建议：“销毁被枪杀者的所有档案材料，只保留内务人民委员部三人小组会议的记录稿”。
与西方大肆喧嚣形成极大反差，东方各国对卡廷事件都讳莫如深。官方在表面上或重复苏方观点，或绝口不提此事，但私下都未信服苏方结论。
波兰人民普遍认为卡廷事件罪在苏联。苏驻波外交机构的墙上，经常出现“不忘1939年9月17日”、“为卡廷死难者报仇”等标语；在华沙的波瓦斯基公墓，为悼念卡廷死难者而置放的国旗、鲜花、蜡烛……常年不绝。波兰人认为政府屈从苏联、掩盖真相是民族的奇耻大辱，苏联政府拒不澄清事实是大国沙文主义。
这种局面，直到80年代才有所变化。1980年以后，波兰一些半官方和非官方报刊开始发表涉及卡廷事件的文章和材料，使长期封盖这一事件的坚冰出现了裂缝。1987年，波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公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