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新近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等三次谈话记录
作者：李向前 韩 钢
质量好销全国。不要怕，乱，乱不出来(承认市场一定调节)。”从谈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构思发扬民主问题时，把相当的注意力放在了经济方面。如他在谈话中就说：“经济民主，重点不只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这些话后来没有：在正式稿中出现，但能看出小平思想着重点所在。关于法制，邓小平说：“有些要用法律，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植树应该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谈话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邓小平提出，“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随后讲到：“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问题，不纠缠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吃亏。”显然，这些想法是针对着党的工作重心能否顺利实现转移，以及国内外都在议论的关于怎样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这些意思他在手写的提纲中也说到了，在正式稿中发挥得更充分。可以说，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促成当代中国历史性转折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的这些想法都是非常清晰和坚定的。这可以用11月2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工作会议大组召集人汇报时一句特别重要的表态作佐证：“我们党中央和我国人民永远不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当然这不是一种纯道德的约束，而是根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智慧：一方面指出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必须加以纠正；另一方面又在出现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问题时，站出来“力排众议”，维护毛泽东的旗帜。以后在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邓小平的这个观点更成为根本的指导思想。
第五个问题是谈克服官僚主义。他列举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有：人浮于事、拖拖沓沓、会议多。邓小平提出：要“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企业。”随后，邓小平特意讲到：“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利润，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如此，各行各业如此。”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他说：“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农村5～10～20％；城市20％，才有市场。本身就促进就开辟新行业。”他强调要“反对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他讲到：“现在无人负责任。”因此要“搞几定：①什么什么项目，②从哪里引进，③定在什么地方，④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邓小平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专门的人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搞人员核算标准。
谈话的第五、六、七、八这四个问题后来在正式稿中“捏”成了一个部分，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对照正式稿，可以看出，讲话提纲和12月2日的这次谈话，已经奠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全文的基础。它的构架，它的主要观点，在这里已经形成了。完成稿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工而成的。这次谈话时，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20天，比较重大的问题由于民主的充分发扬都已经提了出来，这使邓小平有可能把握住事情的全局和要害，形成自己的观点。事实证明，邓小平的这些观点既高瞻远瞩又足智多谋，成为开启一个时代的改革“宣言书”。
第二次谈话
据于老回忆，12月2日谈话后，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他组织有关人员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并送邓小平审阅。随即邓小平又找胡耀邦、于光远等人谈话，这是邓小平就起草稿子所作的第二次谈话。时间应在12月5日。这次谈话的记录稿，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开了“天窗”的稿子，而且只是后半部分谈话的记录，前半部分的记录尚未找到。现在找到的这个记录稿大约2000字。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严厉批评了党内存在的“随风倒”、“找靠山”的坏现象。他说：“随风倒坏得很。找靠山，没有上面一点东西，就不敢想了，怕动辄得咎。”邓小平讲到，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说)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嘛。对新生事物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艺术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真正搞二百方针。”“出了坏人不要怕，越轨怎么办，还有个信任群众信任干部的问题”。
邓小平再次谈了“开动机器”的问题。他说：“开动机器，一个生产小队干部看到一个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业；或那块土地[没有]利用，睡不着觉，一个生产队靠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这段话在第一次谈话讲到千方百计调动积极性时已大致讲过，现在则是再次强调。
邓小平肯定稿子关于“实事求是”的一段写得好：“实事求是一段写得好，语言还可以简化一些。”还说：“四人帮不要讲成为挡箭牌，已经讲够的不要再讲。”可以看出，邓小平是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党的历史经验，而不是仅仅把问题归结于“四人帮”。
关于党在未来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与民主法制问题，邓小平说了一大段话：“党要有好作风，党的作风无非那三个作风，本身就是制止违法乱纪。现在看来党规党法比国法还重。经济民主这方面要强调，这里有权力下放问题，民主监督，对搞得[不]好的进行监督。讲了经济民主，选举不够，没有权力下放，党委随便干预，也没有民主，也培养不出人才。范围是否还有别的方面?……没有民主就没有法制。”邓小平说：“没有各种法，逐步的搞，开始粗一点不要紧，不完善的可以逐步完善……经济法院没有，普通法院就做起来，不要求一下完备，(修改法律)单个地搞，甚至地区搞。总之没有法不行就是了。”比起12月2日的谈话，讲法制的这一部分内容充实了。在正式稿中，则形成了更丰满的一段论述。
关于向前看，邓小平说：“过去不可能完备，不要求完备。自我批评不够的，让他自己考虑，允许他继续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因为过去的问题太复杂，但以后[对]新的错误要严一些。”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对一些犯了错误的人包括中央负责人提出了严厉批评。如何处理这一问题，邓小平显然有很深入的政治考虑。按照这个方针处理，既批评他们的错误，又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最终能够维护整个政治局面的安定。
关于新的问题，邓小平说，“新的问题新的矛盾要大量出现，特别是上层建筑一面，有规章制度，有用人问题，有选人标准。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发展生产力是主要的标准，否则什么叫政治上强。”邓小平还说：“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还要展开，不要等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