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新近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等三次谈话记录
作者：李向前 韩 钢
从一个厂，从专业公司搞起。农村从公社搞起，现在一下解决不了，从人事改造、企业开始。从一些专业公司新改造企业着手。”这是能很快见效的做法。后来的农村改革正是这样由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的，企业的改革也是由点到面逐步铺开的。
对于这样一场深刻的改革，邓小平预见势必遇到很大阻力，因而特别指出：“改革的障碍包括老干部，总的赞成，具体反对。[要]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总之，方针明确，方法妥当，没有好的方法行不通。现在方针一致，要想具体办法才行。”由此要求起草者“搞一小段强调工作方法问题”。
这次讲话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思想，是生产力标准问题。这个构成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思想，在这个时候就鲜明地提出来了。
关于如何进行改革，邓小平提出要“权力下放、责任到人”。他从以往的经验教训谈了这样做的重要性：“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负]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地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这里明确地显示了邓小平关子：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
这次谈话比12月2日谈话更进一步的地方，是“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八十元少了。加到一百元。农民八千万，十分之一。”还说：“城市带农村，上海四百元，北京二百元。大城市带小城市，搞为城市服务的副业，大有可为。……靠近城市的先[富]，平均工资到一百元，福利要好一些……平均工资一百元，就是吃得好些，用得好些，可以搞等价交换。”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对那里的经济发展作了考察，因此谈话中他讲到了这些国家的经验。谈到城市的规划时，邓小平说：“新加坡建房，几个卫星城市二十万，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不需要到北京市来。”这里所谈显然是希望人们从国外的发展经验中受到启发，在先富起来的做法上有所借鉴。这些虽然在后来的正式稿中没有讲到，但我们仍然可以由此看到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一些脉络。
最后，邓小平讲到稿子：“短一些，顶事，不能长篇大论，语言少一些，干净利落一些倒反明确。”还说：“希望快点。两天搞好，分寸恰当些。”
第三次谈话
大约两天后，新一稿改好了。邓小平同胡耀邦、于光远等人作第三次谈话。于老的记录稿大约3500字。于老回忆说，邓小平是逐字逐句地与起草者进行研究的。谈话记录也是一个证据。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已进行二十六七天，时间相当紧迫，邓小平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讲话稿的审定上来，其情其景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谈话一开始，邓小平说：“概括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说明这时的稿子已改为四个部分的结构。他要求在稿子“头子上或中间要讲一讲重点转变问题，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于光远的记录稿上就有“重点转移的评价，新时期，真正反映”等字样。可见邓小平是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样一系列号召的目的，归结到工作重点转移这个“大前提”上面。这是前几稿没有谈到的。
接着，邓小平谈到华国锋在会议上作自我批评的情况，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定了，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的提法要改变”。“毛主席、党中央[的提法]就反对过，不能把个人摆在中央之外之上。我就讲了这个道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两个凡是重要。我就是这样评价。”这实际上是一段题外话，但却有相当重的分量。因为不论从反对“新式迷信”还是从确立改革取向的领导格局而言，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这个自我批评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他在这样的问题上还一味坚持而不加以改变，那么整个改革发动的进程就会出现曲折，形势也会复杂得多。所以这是个大局问题，是比“两个凡是”争论本身更重要的问题。
由此，邓小平谈到官僚主义和制度问题：“真正是说有上层建筑的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说权力过子集中，离开民主集中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集中，这才是实质。”“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整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太大，不利。”“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讲敢做，(甚至包括经济)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为什么僵化的原因。干得好干不好一样。(不仅不一样)要打击，而且还得全票的，不得罪人，大家却觉得可以过得去。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这样。怪现象发生。”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加写一段追查所谓谣言的问题，说这“实际上是软弱、神经衰弱的表现”，还说“打击报复的，很恶劣风气，必须制止、斗争”。显然，这些意见形成了后来正式稿分析僵化原因的文字。对于起草者作出的因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从而产生三种“怪现象”的分析，邓小平感到满意，说：“我看写得不错。”
关于经济民主问题，邓小平就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和按劳分配讲了重要的观点。他说：要加这样的意思，“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领导干部，不但有精神奖励，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风格是不行的，对极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又说：因此，要加这个意思：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这个重要的思想，几乎原文写进了正式讲话。
关于“向前看”的问题，邓小平在谈话一开始就强调：“这个历史前提是总的东西。”他说：“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过去处理，特别是政治结论上，可宽可严宁肯从宽”。“对过去，正面解决就行了，不追查细节，从大局着眼，对过去的人可以宽一点，但应把问题讲清楚，可以等待、思索。”“我们只要把大是大非弄清了，有些小是小非一件一件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些事，不宜多谈。有些问题不可能完满。聚精会神向前进”。在邓小平看来，重要的是“引导向前看，向后看与向前看的关系”，以此来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工作转移。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忘记指出，“有些人不能重用”，如“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风派”、“溜派”(指溜须拍马的人——引者注)等等，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有着相当的警惕。早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曾这样回忆过：“还在毛主席指定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时候，王洪文避到上海，在那里搞阴谋诡计。他跟赖可可说，十年后再看。这话触动了我。”正因为此，邓小平在充分强调顾全大局的同时，仍提醒全党十分注意队伍的纯洁。
对责任制问题，邓小平始终给予很大的关注。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的就要降。”“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到具体的人，具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