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中共特科传奇人物刘乐扬
作者：张生力
的统一联合战线，是当前迫切的要求。”又在《奋励的呼吁》一文中，“要求停止一切内战的自杀政策，以便全力抵抗掠求无已的民族敌人”。这两篇文章都传播了中共的呼声。
刘乐扬经常用新闻记者的名义，同各方面打交道，进一步受到何键等人的怀疑，从1936年3月下旬开始派特务对他盯梢。好在盯梢的“特务”中有中共特科成员周寿彭，及时掌握了盯梢的情况，向组织上作了汇报。特科即派赵君实对刘说：“组织上考虑到你的安全，想征求你的意见是否马上转移?如不转移，随时可能被捕。被捕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只要你能坚持不暴露，组织上就可以设法营救你，力量和条件是有的；加之你有中统、红帮、新国民党三块牌子，而又隐蔽得很深，估计没有什么证据落在敌人手里。另有一种可能，敌人严刑逼供，按照何键的政策，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即使不杀，也会长期关押起来。所以组织上要听你的意见，你完全可以自作决定。”刘乐扬当即表示愿意留在长沙，不转移出去。于是，赵君实、梁宜苏就把刘的所有书刊一律带走，消灭一切可疑的证据，只留下刘发给南京中统信函的复写底稿。同时，梁宜苏借了一套西装给刘，刘还向田茹借来一件长袍，梳妆打扮起来。一天到晚，他或与新国民党的人混在一起，或与报痞子记者坐茶馆、上戏院。何键的特务忙于跟着刘乐扬转来转去，有点不耐烦了。1936年5月2日，两个便衣特务搜查刘的住处，带走刘给南京中统通信的40多份复写材料，并将刘关进省公安局看守所。特务审刘两次，刘说是南京中统的特约通讯员，跟他联系的冷素白就是中统局长徐恩曾。审问人说：“你找个铺保来，暂时保你出去，我们再向南京调查。你不能离开长沙，必须随传随到。”于是，刘就找新国民党谭仪正家的旅社作铺保，只被关了一个星期就出狱了。
刘乐扬获释后，即将被捕的情况报告南京中统，冷素白回了一封信，大打官腔，指责他：“不应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挑拨是非，引起纠纷。此次被捕，咎由自取，应该反省改正。”刘认为这封信可以作为盾牌，就把它带在身上。1936年5月下旬，担保刘出狱的谭仪正告知刘，军法处要他去谈话。刘去后，两个便衣特务就给他带上手铐，关进保安司令部军法处一间秘密牢房万寿宫里。此宫的前殿摆着几十副装有死人的棺材，后殿供奉着万寿帝君的塑像。特务们在阴森森的后殿摆上一些刑具，点上半明半暗的蜡烛，照着凶恶的菩萨，造出恐怖的气氛。军法处处长胡念僧首次审问刘时说：“南京中央调查统计局不承认你是他们的人，你是另有背景，必须老实招供。”刘便从身上掏出中统给他的信说：“这封信总不是我假造的吧，这就是南京的证明和承认。”胡说：“南京承认你，并不信任你。干脆对你说，南京是怀疑你的。省党部调查统计室负责人陈杏庄、韩中石都知道你参加了南京中统，一直在监视你。你这次被捕，他们是知道的。你有前科，第一次是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第二次是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刘说：“那算什么前科，一次是别人陷害，一次是一师校长贪功图赏，两次都是清清白白地出来的，什么证据也没有。”胡又问：“那你为什么要攻击何主席?”刘说：“湖南有些情况，南京要调查清楚，我就写了通讯，如有不对，你们应该质问南京。”胡又问：“那你为什么参加新国民党?”刘说：“这也是为了替南京工作。新国民党的情况，你们也向南京报告过。”最后一次审问时，胡念僧又采取软攻的办法，劝刘乐扬同他们合作，保证他武官最少可以当个少校，文官最少可以当个高级科长。还说：“你家里很穷，令堂守寡，令弟没有成年，全靠你撑持门面。如果同我们合作，我们言而有信，不会像南京那样对你不负责任。”刘即站起来愤慨地表态：“将近十年来，我受尽了折磨，可惜我没有本钱来做你们的官，也没有任何别的组织背景可说……。”
这次审问结束后，刘的保姆送衣服到牢房，小声告诉刘：“胖子大哥(赵君实)叫你直接写信给何主席申辩，承认你向南京写的那些信不妥当，希望他宽大谅解。”于是刘就给何键写了一封长信，大意是说：自从向南京中统通讯以来，由于对传闻情况究察不深，有些报道不实之词，乖谬固大，用心无他。希本爱护青年之心，从宽释放。信中还说：“不幸家贫母老，子职有亏。报国无门，遂致感情越激，实亦修养不力。”何键看了这封信，在“家贫母老”等句旁打了圈圈，交给保安司令部。刘道衡知道了这些情况，立即动员民政厅长曹伯闻营救刘乐扬。7月中旬的一天，曹伯闻在家里宴请保安处处长刘膺古、军法处处长胡念僧及其特务机关的几个头目。曹在闲谈中轻描淡写地说：“听说你们捉了一个青年，审来审去，没有审出什么名堂。他还写信给何主席，芸公说他是个孝子。说起此人，还与我有点渊源，他在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处求职，忘记了是谁推荐给我，我就派他到水上警察局工作。后来局长换人，这个小职员也就被免职了。这事好像与我有点牵连，是不是要我担保一下?”在座的刘道衡也对信佛的胡念僧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第二天上午，刘膺古把刘乐扬叫到保安司令部，释放前还交待说：“你不能再给南京发通讯，再搞我们就不客气了。”
刘乐扬出狱后，径直奔到刘道衡家里，刘说：“何键已向蒋介石屈服，你对南京中统的通讯不起作用了。你要告诉南京，说湖南不许你再干，向中统提出辞职。此外，反蒋的胡汉民已死，‘南天王’陈济棠也已下野到香港，你可以同新国民党断绝关系，转向新闻界和桂系，致力于统战工作和情报活动。”
两次逃脱特务追捕
1936年7月下旬，刘乐扬开始给《楚三报》、《前锋报》、《晨报》写稿，担任这三家报社的特约记者，还帮助《全民日报》编发社会新闻，并住进了该报宿舍。这时，地下党员李仲融在长沙筹组“湖南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抗救会”)，成立了两个外围组织：一个是“一九三六剧社”，以演话剧为主，帮助学生排演新戏，主要成员有李仲融、杨荣国、章东岩、张曙、孙伟；另一个是“紫东艺社”，由音乐家张曙负责，活动项目包括绘画、木刻、音乐，帮助学生组织歌咏队，教唱救亡歌曲，传授绘画及木刻技术。特科批准刘乐扬参加这两个组织，开展抗日统战工作。
1936年冬，《全民日报》总编辑李君尧介绍刘乐扬加入当时反蒋的桂系。刘向特科汇报后，刘道衡即予批准。桂系在湖南有三个主要负责人：一是李君尧，负责联络文教界人士；一是凌孟飞，负责联络党政界人士；一是何超俊，负责联络何键部下的军官及地方武装。李君尧要刘乐扬拉一些文化人参加桂系，刘即把“抗救会”一摊子推荐给李君尧，李当然欢迎，更加深了对刘的信任，并把副刊《天心阁》交给刘主编。刘在副刊上编发了追悼鲁迅特刊，声援了进步记者严怪愚。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刘乐扬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