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闻一多的婚姻和爱情
作者：李 凌
在同一个人身上协调起来呢?
应该说，《红豆》组诗所表达的感情也是真挚的。也许是远居异域的孤寂引起的思念?也许是承认已婚的事实，理智战胜了感情?也许两者都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闻一多认识到自己和妻子都是被强迫的“嫁接”，都是被“供在礼教底龛前”的“鱼肉”，所以对妻子就产生更多的共鸣和同情，从而引起更多的思念。
人本来就是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十分丰富、感情十分敏锐的闻一多更是如此。他身上存在的许许多多矛盾，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矛盾，东方传统伦理观和现代爱情观的矛盾。他在这许多矛盾中，在自己灵魂的深处，苦苦地搏斗。
闻一多来到美国这个被称为“自由恋爱的王国”以后，接触女性机会多了，是否浪漫起来了呢y他在上述致梁实秋的信中说：“到美国来还没有同一个中国女人直接讲过话，而且我真不敢同她们讲话”。至于美国姑娘们，他说：“我看见她们时，不过同看见一幅画一般。”
没有浪漫过，但感情却起过一些波澜。闻一多到美国学的是美术。1924年9月，他转学到纽约艺术学院，但这时他对戏剧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热衷于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戏剧活动。他同熊佛西、余上沅等一批新朋友排演英文古装剧《杨贵妃》，后来又曾专程赴波士顿协助梁实秋、谢冰心、顾毓诱等好友排演《琵琶记》。
1924年10月，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信的最后抄了一首他创作的英文诗，还在附言中写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诗中有这样几节(引自许芥昱中译文)：
欢悦的眼睛，激动的心；
相遇已成过去，到了分手的时候，
温婉的微笑将变成苦笑，
不如在爱刚抽芽时就掐死苗头。
命运是一把无规律的梭子，
趁悲伤还未成章，改变还未晚，
让我们永为素丝的经纬线；
永远皎洁，不受俗爱的污染。
分手吧，我们的相逢已成过去，
任心灵忍受多大的饥渴和懊悔。
你友情的微笑对我已属梦想的非分，
更不敢祈求你展示一点爱的春晖。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谈到这首诗时说：“本事已不可考，想来是在演戏中有什么邂逅，他为人热情如火，但在男女私情方面总是战战兢兢的，在萌芽时就毅然掐死它，所以这首诗里有那么多的凄怆。”
1925年夏，闻一多提前两年回国，先后在国立艺专、国立政治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任教。1930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好友杨振声的邀请，闻一多和梁实秋一起去青岛大学任教。梁任外文系主任，闻任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中文系有位女讲师方令孺，教《昭明文选》，又好写诗，常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对她印象很好。
当时他们在青岛过得很潇洒。首先由杨振声提议，每周末聚饮，参加者有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七位男士。后闻一多提议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据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回忆，他们酒兴甚浓，“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有一次胡适之先生路过青岛，看到我们豁拳豪饮，吓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请求免战。”
1931年1月，上海《诗刊》发表了闻一多的长诗《奇迹》，徐志摩看了非常兴奋，说闻一多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写信给梁实秋说，此诗是他帮闻一多挤出来的。原来，自从1928年《死水》诗集出版之后，闻一多很久没有写诗，好像悄然从诗坛引退。徐志摩很着急，常去信催。现在《奇迹》出来了，他便以为是自己的“神通之效”。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说：“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有人推测，这“一点涟漪”，大概是指闻一多与方令孺之间的关系。
所谓“诗无达诂”。《奇迹》一诗，采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因而诗中的“奇迹“究竟指什么：是真理还是理想?是美还是爱?曾引起过种种的揣测和联想。这是一首有48行的长诗。作者描述自己一直在“等着，不管等到多少轮回以后——”终于，“奇迹”出现了!“我听见阊阉的户枢砉然一响，传来一甩衣裙的绊縩，那便是奇迹——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这是否就是梁实秋所说的感情上的涟漪呢？读者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闻一多和方令孺的来往，引起了一些流言，闻一多也觉察到了。1932年春，他把妻子和孩子接来青岛，流言不辟自灭。
安逸和战乱的考验
1925年闻一多回国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后，1926年1月即把妻子和女儿立瑛接来北平，从此开始过上了小家庭生活。高孝贞当上了小家庭主妇，虽然比较累，心情却舒畅多了。
高孝贞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思想开明，不让女儿缠小脚，让她和男孩一块玩和读书，因此她习惯于自由，活泼开放。嫁到闻家后，受到大家庭的诸多礼教约束，不太适应。现在来到北平，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自己做主，心中自然高兴，对丈夫的照顾也热情主动。家务之余和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夫妻恩爱亲密，进入了婚后恋爱的佳境。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关系，闻一多离开艺专，携家眷离开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华，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在此前后，长女立瑛夭折，又生下了三个儿子(立鹤、立雕、立鹏)和两个女儿(闻名、闻(惠羽))。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他决心好好教书和研究学问。每周六晚上常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庭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
但是，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五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闻一多的家庭，像千百万中国人的家庭一样，也被迫颠沛流离。
这年6月间，北平辅仁大学聘请闻家驷任教，他即回武昌接家眷来平，高孝贞携两个大儿子随家驷回湖北探望久别的母亲，闻一多则带着三个小儿女留在北平。7月7日卢沟桥炮声一响，把他们一家分隔两地，高孝贞很着急，一封接一封的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走还是不走?要走，平汉路已不通，只能辗转走别的路线，兵慌马乱，路途艰难，令人害怕；如果不走，一旦北平沦于日寇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在举棋不定，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拿起笔来，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刻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