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闻一多的婚姻和爱情
作者：李 凌
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信发出后不久，闻一多便毅然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赵妈，经津浦路匆匆回到武昌。
此时，清华和北大、南开都迁至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临大)。闻一多接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信后，决定推迟按规定应享受的一年休假，到长沙任教。临大开学仅两个多月，战局急剧恶化，三校又奉命远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闻一多利用寒假从长沙返回浠水老家安排有关事宜。途经武昌时，老友顾毓琇来访。顾时任教育部次长，邀请闻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一多认为这是做官，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断然谢绝了。回到浠水说起这件事，高孝贞非常生气。她希望丈夫能接受这项工作，可以在汉口留下来，和她一起照顾家庭。她担心万一日本鬼子打来，要逃难，她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怎么办?所以她反复恳求丈夫留下来，但闻一多横下一条心，就是不答应。她越想越生气，闷着头流眼泪，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甚至闻一多启程回长沙那天夜里，都不起床与丈夫告别。丈夫走后，一个月也不给他写信。
妻子气成这样，闻一多心中也很难过。途经武汉时，他匆匆写了封便函，请妻子原谅。后来又多次写信回来，叮嘱妻子和孩子们各种注意事项。但是高孝贞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写，也不叫孩子写。这可是对闻一多最严厉最残酷的惩罚。他本是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如今战乱时期，不知家中会发生什么情况，心里更是牵挂着急。他又是信，又是明信片，责备孝贞和孩子们不写信来：“何以此次狠心至此!”1938年2月15日，他又写了封长信向妻子解释，说：“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该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你，有用没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说去?”最后说，自己就要随学校到昆明，“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
高孝贞本来是心疼丈夫的，以前只是怄气。现在丈夫来信，把道理讲清楚了，而且把话说到“当我已经死了”的程度，她心软了，马上写信。自己写，也让孩子们写，寄到昆明。闻一多和联大师生二百多人，1938年2月20日离开长沙，经湘黔滇三省，行程3342里，其中步行2600多里，于4月28日抵达昆明。当天闻一多就看到妻子和孩子的信，欢喜得不得了，马上回信报告步行的经过，还说：“我的身体实在不坏，经过了这次锻炼以后，自然更好了。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能睡，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写这些，为的是让妻子放心。
因校舍不够，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暂驻滇南蒙自。5月4日，闻一多到蒙自，又接到妻子的四封信。5月5日立即回信，说：“到此，果有你们的信四封之多，三千余里之辛苦，得此犒赏，于愿足矣!你说以后每星期写一信来，更使我喜出望外。希望你不失信，如果你每星期真有一封信来，我发誓也每星期回你一封。”至此，夫妻关系中一段不愉快的小插曲结束，和好如初。虽然一在滇南蒙自，一在鄂东浠水，远隔万水千山，但两颗心贴得更紧了。
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继续西犯，进攻武汉，气势汹汹。浠水在武汉之东200多里，是进攻武汉必经之路。孝贞和孩子们怎么办?闻一多非常着急。逃还是不逃?不逃，日军野蛮残暴，后果不堪设想。如果逃，怎样走?千山万水，艰难险阻，带着五个孩子的孝贞身体孱弱，又怎能担此重担?忧心如焚的闻一多，一封一封信去询问和商量。逃难的多条路线、多种方案都考虑过了，不是有困难，就是有危险。可怜的闻一多万般无奈，只有寄希望于苍天了。在6月13日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一生未做亏心事，并且说起来还算得一个厚道人，天会保佑你们!”
真好像天保佑似的，机会终于来了。联大外语系聘请闻家驷前往昆明任教，这样孝贞和孩子们就可和叔叔一家一路同行了。他们途经武汉，7月中旬到达长沙，下旬坐汽车前往贵阳。闻一多得知后，7月28日赶紧写了一封信，寄到贵阳朋友处请代转给高孝贞，信中说：“……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来想去，真对不住你，向来没有同你出过远门，这回又给我逃脱了，如何叫你不恨我?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事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气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这封信是闻一多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情真意切，不是情书，胜似情书，字里行间渗透着闻一多对妻子的一颗赤诚的心。
同年8月，闻一多到贵阳接家属，顺便在贵州中学教师暑期训练班讲学。9月初全家一同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的文法学院也从蒙自搬回来了，闻一多开了《尔雅》、《楚辞》等课程。
艰难岁月，相濡以珠
经历了半年多的紧张、焦虑、恐惧之后，闻一多一家总算团圆了，但还远远没有安定下来。
主要是为了躲避日机空袭，闻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为主妇的高孝贞，带着一大群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家庭生活最经常最巨大的威胁还是物价不断飞涨。
据经济学家杨西孟统计，1937年教授的月薪如为350元，到1943年，月薪加各种津贴合计，只相当于1937年的8．7元。因此，联大教授当时都贫病交迫，破衣蔽体，食难饱腹。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他的月薪十天八天就花完了，经常在半断炊的威胁中度日。饭碗里半月不见一点荤腥，粮食不够，只好吃豆腐渣和白菜帮。豆腐被称为白肉，偶尔吃上一点，就算改善生活。在司家营住时，村：外有一条小河，高孝贞常带着孩子下河捞点小鱼小虾。后来她还开了点荒地，种上蔬菜。1940年冬天，书籍衣物典卖已尽，闻一多无奈，脱下自己仅有的狐皮大衣，拿到寄卖行寄卖，结果自己冻得发了高烧。高孝贞又心疼又着急，流着眼泪让大儿子连夜从郊外赶进城，把大衣赎了回来。
越是艰难的岁月越见真情，闻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坚牢了。住在郊外的几年，闻一多一般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附近虽有马车，但为节省，他都是步行。每逢丈夫回来那天，高孝贞早早就把家务安排好，饭菜准备好，然后带着孩子们到村边等候。闻一多一出现，孩子们就飞快投入父亲的怀抱，你抢书包，我抓手杖，好不高兴。闻一多一边回答孩子们的提问，一边给妻子讲路上所见和城中新闻。晚上，或教孩子们背唐诗，或讲屈原的故事，其乐融融。
闻一多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