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在科学院辉煌的背后
作者：刘振坤
刘：我经常听到人们说，在反右派斗争中科学院保护知识分子卓有成效。能不能谈一谈这段历史?
张：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候，我亲自找到毛主席本人。我认为那样搞,中国科学院就搞不下去了，我很难工作了。我找到毛主席，讲的是很简单的话——讲多了讲不好，毛主席老人家那么高水平，要批评我啦。我说：“毛主席啊，我来向你请示!你不是让我向科学进军吗?中国有句话：‘物以稀为贵’呀!科学进军要靠科学家，中国现在没有多少科学家呀，科学家人很少哇!要培养新生力量。现有的老科学家是宝贝，是‘国宝’啊!因此，我的意见采取保护政策。不然向科学进军，12年规划很难实现。”毛主席说：“你张劲夫还敢讲这样的意见，好哇!有道理。‘物以稀为贵’，是这样的嘛!”所以，后来“宝贵的财富”一类的话在文件、报纸上也有了。这个意见是我们党组研究过的。但不经过毛主席同意,我们不敢改变中央的这一套做法。那个时候调子越来越高哇!我先跟毛主席谈了，毛主席让我到书记处谈，书记处当然同意我的意见了。小平同志说：“那你科学院党组代我们书记处起草一个中央文件，由中央发给全党。”主要是对自然科学界，因为社会科学界太复杂了。我建议社会科学归中宣部管,我管自然科学。这样让科学院起草，起草工作也是老杜他们几个人搞出来的。上报书记处，书记处同意了。文件以中央名义发到全国。它划清了几个界限。比如，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当时有钱学森等好几百人，响应周总理的号召，有的经过斗争，也就是吃过苦头 ，东西都没收了，才得以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后来这几百人起了很大作用，我说，这些人不参加运动。文件里有这么一条。他们从国外刚刚回来，国内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你怎么让他参加反右派?如果参加，不是要把他们吓坏了吗?其他人还怎么敢回来呀!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要把政治与思想问题分开来，一时分不清的，先作为思想问题对待。还有方式方法策略问题，有一些老科学家脾气很怪，怪怪的脾气啊，哎!你要采取批评会、斗争会，他吃不消的，有的还可能自杀啦!他自尊心强得很哪!所以文件规定谈而不斗，谈而不批，对平常讲一些错误意见的,谈谈话就算了，个别谈,不参加会。你知道，我们共产党那时开会总是越左越吃得开呀,越激烈越英雄啊!
反右派,科学院总的讲，大家一致赞成保护知识分子。但是，我们当时对青年嘛，主要强调教育，有些问题让青年自己辩论，经受锻炼，不是都采取保护办法。因此，有一些青年没有保护，但保护了一些尖子。老的科学家，我记得科学院在北京地区情报所的一个科学家，学化学的，他是党员，戴了右派帽子，其他再没有人划右派，都把他们保护起来了。京外呢，著名的科学家也都保护了，因为我们发的文件明确规定,科学家划右派必须事先经院党组同意。沈阳金属所的葛庭燧，搞金属内耗研究的，当时，所党委书记向沈阳市委书记汇报了他很多言论，定他为右派,要宣布了。我听说之后，马上坐飞机到沈阳去，跟市委讲，中央有文件的，科学院的直属研究所这个科学家我要负责啦，我们科学院不同意划右派，我不同意!我说，你们不能定，把他们制止了。后来改革开放，葛庭燧出国时零用钱都省着，成为模范共产党员。他不仅工作上努力，政治上表现比我们有些党员都好哇!后来全院可能就两个老科学家划了右派，其他都保护住了!青年科学家中有几个戴了右派帽子。当时，我们也有左的思想，想对青年严格一点。我自己现在的看法，反右派运动确实有扩大化的问题，究竟有几个是右派呀?
还有一点要说及的，1957年反右派，因为钱伟长是清华大学的，同时是科学院学部委员，力学所副所长，大学坚持要把他打成右派，我就找他们领导谈判哪。我们认为他不能划，他有好多见解虽然不见得都对，但是他很积极，有很多意见是可以参考的。然而，这位领导讲，这个人进步早但进步慢，一定要划他为右派。还有，当时搞电子学的没有几个人，孟昭英在大学被定为右派,马大猷在科学院就很安全。后来，马大猷对我说，我幸亏在科学院，不然也会被打成右派的!孟昭英有个儿子叫孟宪震在物理所，我很欣赏他这位中层干部的才能，很可惜“文化大革命”自杀了。这些都是科学院的尖子，了不起的。反右派时院党组的同志对我比较支持，赞成我的观点。我是讲真心话的,不应付人，不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有时讲话，越讲越有劲，就脱上衣了，哈哈!
周总理支持“四项紧急措施”
刘：杜老说规划纲要完成后，您提出落实规划的“四项紧急措施”,对建立我国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起了重要作用。请详细谈谈。
张：规划纲要通过以后，我们科学院大家的情绪很高哇!周总理让当“火车头”,怎么当啊?抓什么东西?任务带学科最有力、最有效，能够把科学带上去，但抓几个什么任务?当时我们研究结果,最紧急的有四个领域或叫四个方面：一个电子学,一个半导体,一个自动化,还有计算机。这四个领域搞一个紧急措施，叫作“四项紧急措施”。要集中全国的可以集中的科技力量，从国外也回来一些人，大家齐心合力搞，要很快见成效。为此，科学院专门成立四个研究单位，临时没有条件，周总理就下决心把西郊宾馆拨出三座楼来给科学院，组织“四项紧急措施”,把力量都集中到这里来。譬如计算机，科学院有几位科学家，但没有工程师，当时军队总参三部有一个叫张什么祥的，是懂一点计算机技术的工程师，就调了来。哪里有这样的人才就把他调来，都集中一起干。当时周总理很支持，亲自过问，我们迅速组织起来了。周总理立刻批准，他说：“对!”先抓这四项。当时这四项在国际上发展很快，可我们是空白，或叫空白薄弱学科。要采取紧急措施搞起来，要起步。正因为我们采取了这四项紧急措施，所以到1964年，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国际科学会议时，我们当时的水平在亚洲国家是领先的，和日本差不多啊。我们1958年第一台计算机就出来了!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八·一”嘛!1958年“八·一”第一台，然后“109”就变成先进的第二台计算机，瞄准10000次了!
公心虎胆启用“小脚女人”
刘：杜老是怎么样留在科学院当秘书长的呢?
张：在组织实施“四项紧急措施”时，我就向中央科技小组聂老总和周总理提意见了，我说科学院让我来，我不懂,方面太广了。要有水平比较高的、有点见解的，给科学家做工作比较好做。杜润生同志理论水平比较高，马列主义水平比较高，因此，比较有见解，规划纲要，主要文件是他组织写的，好多人了，他是主笔，不然我交不了卷哪!后来搞紧急措施，我更感到杜润生同志有水平，我就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助手。我说，裴丽生也很好，他是一位老同志了，做实际工作很努力，很认真负责，埋头苦干，这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但是，在科学院工作只有这个助手，我工作还做不好，我还需要一个助手，就是有理论水平、有见解的同志。因此，我建议把裴丽生同志也作为副院长，杜润生同志就作为秘书长，不要到经济所去了，经济所另外找人。而且把党组加强，配备两个副书记，一个裴丽生，一个杜润生。这样我做好工作才有信心。我这个建议,后来毛主席批评过。
毛主席发火了!
刘：毛主席是怎么批评的，为什么?
张：毛主席批评说：“怎么搞的!我在怀仁堂批评‘小脚女人’的人，科学院拿去重用了。”哈哈!但是，我提杜时讲得有道理。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我给中组部安子文部长也讲了，安也比较了解杜润生，他同意这样配备。这样,我们科学院党组就有杜润生、裴丽生，还有秦力生、郁文等几个同志。武衡同志,规划完了就离开科学院，去当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了，范长江同志也去了。后来才改叫国家科委。所以，我要介绍一下杜润生同志，在向科学进军，搞科学规划开步走这一段，他对我很有帮助，对科学院的工作起了很积极的作用。按我现在认识，我提出杜为副书记是应该的、必要的，也可以说我这个意见是对的。后来批评我，我觉得不符合实际。哈哈!不符合实际!(他夫人插话：“文化大革命”当作他的一条罪状了。)
毛主席为什么批评我呢?那是1960年，苏联撤退专家，中苏关系不好了。以前苏联科学院与我们科学院不是牢不可破的友谊吗，关系各方面都比较好，来往密切。其他西方国家封锁我们，我们只和苏联、东欧国家有来往嘛，互相有科学家访问考察。就在苏联要撤退专家的时候，苏联科学院又有个电报给我们科学院，要求派一个科学家来考察人参问题。我们有一个副秘书长谢金鹤同志，分工管生物学部工作。他没有多考虑，也没有问我，也没有经过老杜，比较简单化一点，就答复：“同意。”署名“杜润生”!因为对方来电就是秘书长署名的，我们也得由秘书长回复啊!这就造成了“人参专家”事件。这件事开始我也不知道。后来被中央知道了。不久，苏联正式撤退专家了。中央的态度是：“让他们撤，我们自己干!”但是我们要把专家和他们的政府区别开来，我们要讲究友谊，他们对我们有帮助，我们还是感谢的。毛主席民族自尊心很强，对苏联政府撕毁协议撤退专家很有意见。从整个国家关系看,毛主席的态度是对的，很硬的,不软。有骨气，有自尊心!但是，对科学院在人家撤退专家的情况下，还复电同意他们的专家来，很恼火。当时，有人向他汇报说科学院发生了事，在这期间还复电苏联科学院欢迎他们的人参专家来，不对呀!“啊!”毛主席说，“还有这个事啊!把电报拿来给我看。”毛主席一看，“噢，有!还署名‘杜润生’!”他说：“杜润生是我批评过的‘小脚女人’哪!与邓子恢在一起呀!怎么搞的?科学院拿去重用了!不仅当秘书长，还当党组副书记呀!谁决定的?”毛主席批评了，也没有通知我，结果彭真同志在全国开电话会议，在各个省市委书记小范围内，讲中苏关系破裂了，讲了撤退专家的问题。同时，又传达毛主席批评科学院，点名批评了杜润生秘书长，发电报给苏联科学院，同意苏联的人参专家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是错误的!毛主席说，“杜润生不应该这样重用!说受到批评怎么科学院还重用，还提拔!”“哎呀呀!”还有这个事啊。当时我也很紧张啊。我说反正我负责吧。这个事情虽然事前我不知道，总是科学院的事嘛，我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