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在科学院辉煌的背后
作者：刘振坤
刘：这件事通了天，毛主席发火了，后来是怎么化解的呢?
张：全国电话会议之前，彭真同志也没有找我谈过。会后我就找周总理了。因为当时向科学进军和他来往比较多，有些事我找他，他愿意接见。我就向周总理汇报。我说：“杜润生当秘书长、当副书记是我提的。为什么提?工作需要，他条件好、适合。我需要这样的同志，对党的工作有利。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第二，这件事，这样批评杜润生同志不公道!因为发这个电报他不知道，是另外一个副秘书长发的，用他的名字。为什么用他的名字呢?因为这是科学院对外的规矩。你这样怪杜润生，把责任归在杜润生头上不公道,不能归他，应该归谢鑫鹤负责。”周总理听了以后说：“怎么办呢?毛主席发了话啦!”我说：“这样吧，我建议采取中间办法，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完全不尊重不行。他已经发了脾气，要撤杜润生的职啊，还如何如何的。那就把他这个党组副书记暂时撤掉吧，秘书长保留。工作还是要他做，不然我没有助手，我就请求中央另外找个同志来，我不在科学院干了。本来应该撤我的职呀，我是科学院党组书记嘛。我不负责任，推到下面去不好。”周总理听到我这样一讲，他说，“哎呀，这个问题是个问题。”我说，你要给毛主席讲清楚哇!他说：“好吧，科学院还是你负责。杜润生问题，就按你的意见处理。”这样就把他的副书记去掉了，还是当秘书长，工作照做!哈哈!这个人参专家问题就这样化解了。
聂老总称赞“十四条”
刘：杜润生同志在科学院还起了什么作用?
张：杜润生在科学院又一次起重要作用，是在三年“大跃进”带来生产破坏、经济困难，中央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饿肚子，浮肿，中央的总方针要调整嘛!要对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动不动上纲、上线这个办法进行调整，不然过不下去了，饿死人哪!因此，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带头检讨嘛!在这个情况下各行各业都要调整，那么科学战线呢，我们研究搞个若干条。在科学院我们搞了个14条调整纲要。这14条等于对科学、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科学工作本身的调整。14条搞出来以后，我到杭州去向聂总汇报。聂总听了汇报很重视。他说：“14条很好!”他非常赞成。他说：“不仅科学院,还要扩大，全国都要这样搞!”因此，交代再用他的名义写一个报告给中央。科学工作调整为什么要搞14条的道理，让我提出几个问题来，以聂荣臻同志的名义报告中央，请中央批准14条，同时也批准聂荣臻的报告。这两个文件，我主要是靠老杜，他是我的大秀才呀。他组织一个班子搞出来了。这个报告把我们的意见集中起来了，也反映了知识分子、科学家的看法。最后经过聂总同意，就上报中央了。中央书记处讨论科学14条及聂总的报告，聂总要我列席，代表他在中央会议上做说明,因为当时聂总身体不好。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这个文件在科学战线来讲比较重要，中央要求在全国实行。14条在科学院贯彻得比较好，起了很大作用，在其他单位也起了一定作用。
“文革”初保护郭沫若
刘：能不能再谈谈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困境中保护他人的事情?
张：那个时候第一个压力最大的是我，第二是老杜，其他就是裴丽生他们。“文化大革命”开头的时候，中央还有一段吸收我参加“516”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大会堂。那时毛主席在杭州。我主要是保郭老!郭老有一封信给我，我就转给中宣部，要他们迅速转给中央，反映一下。他那封信哪，讲得很严重!因为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调子越来越高了，郭老也是很敏感的人，他写信给我，他不写信给中央，因为我是党组书记。他信中说，我以往的著作像一个臭茅屎缸，被一个盖子盖住了，一揭开呀，臭不可闻。因此，像我这样的人不能当院长，请你转告中央把这个院长免掉!我觉得问题严重了!郭老这个人很自尊。我赶快把信转到中宣部，请中宣部立刻转到中央。以后，中央开“516”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时候我估计中央接到我转去的信了，可能还有中宣部提出的意见。这时候中央办公厅来一个同志找我，他说郭老到四川老家去了，要他回来。我们派专机接他回来，参加中央会议。就是“516”在北京召开的那个政治局扩大会议，要科学院去三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范文澜。在转给中央的信上，我写了意见，我说：“郭老很紧张，希望中央注意保护他。”这样把他给保护起来了。后来他的孩子受冲击，但是他本人没有受冲击。本来我们也想起草类似反右派斗争保护知识分子的文件，并经过酝酿，但是后来我也被冲击了，被打倒了，最后也没有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