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春风秋雨二十年
作者：刘振坤
刘：您是什么时候留任科学院的?“四项紧急措施”又是谁提出来的?
杜：当科学规划快完的时候，我就和组织部安子文部长说，任务完成了，在北京呆的时间太长了，希望赶紧分配我工作，下地方锻炼。想不到安子文说，“不行，你走不了啦!”我问，“怎么走不了啦?”他说，“原来想让你到经济所任职，现在科学院改组，从地方工业部调来张劲夫，从山西调来裴丽生，把你杜润生也留下，组织个党组，原来的人留钱三强、秦力生、郁文、武衡。”随后，陈毅和聂荣臻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上把我们几个人介绍给到会科学家说，中央很重视科学院，要科学院成为科学的“火车头”，派来几位同志充实院党组和行政领导，希望能对科学院的发展有所帮助。会后，又把我们留下，嘱咐“要虚心地学习，要学一点科学，尊重科学家，遇事多商量。”我在那个场合不好意思说什么个人意见。后来，我给安子文说，我一直搞农村工作，可不是搞科学院工作的材料。他说，“人家要你呀，我们也同意。已经上报中央，不能变了。”
在明确了这个以后，趁着科学家还没有离开北京，劲夫同志说，商量商量科学院的问题。我们几个人开了个小会，讨论科学院除了做这些基础理论研究以外，还应该搞什么呢。大家议论同意另一个重点应当是尖端的东西。因此，劲夫同志提出了几项尖端技术：计算机、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等四项。因为，已经有了重点了，劲夫另起个名字就叫做“四项紧急措施”。这“四项”是尖端，对我们说还是个空白，应优先发展，所以，要采取紧急措施。这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半导体在物理所内设室，自动化、电子学和计算机设所，另筹备建立计算机和半导体工厂。后来“四项紧急措施”确实见了成效。最早的几台电子计算机，叫103机、104机，随后是109通用机，都是科学院计算机所搞出来的。另外，还组织和充实了原子能研究所、力学研究所、化学所、大气物理研究所等机构，参加上天的工作。后来，这“四项紧急措施”又和国防科委的研究课题挂钩了。科学院专门成立了新技术局，谷羽任局长，她专门帮裴丽生跑这个事情。12年科学规划：一个是任务57条，一个是学科规划若干本，一个是“四项紧急措施”。这样，我们就在规划里为科学院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明确了干什么，而且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和支持。
在此期间，我和张劲夫同志相处，他给我的印象很好：他悟性很强，对新事物敏感，能够抓住问题的要害，重视实践效果，不说套话空话，有自己的见解和语言，待人宽厚、用人放手、敢担责任，劲夫的领导风格值得敬佩。
陪郭老访问前苏联
刘：我看到您精彩的访苏报告，可否谈谈访苏的情况?
杜：留院以后，快到1956年底，我们组织了科学家访苏代表团。由郭老(郭沫若院长)带队。随去的几个人，是帮助郭老的。一个是范长江、一个是刘西尧、一个是我、一个是汪道涵。刘西尧是代表那时候的技术委员会(黄敬是主任)。范长江是代表新设的科学规划委员会。(当时这两个机构还没有合并)我算是代表科学院。汪道涵代表机械部门。郭老是总领导，代表国家。我们在苏联的时候，毛主席也去了苏联，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共产党的会议。我们在苏联做了这么几件事情：第一、按57项任务派出了一批科学家，访问苏联相应的研究机构。第二、按任务组对口谈判合作课题项目，定好派多少留学生去，替我们培养什么人。第三、他们派出那些专家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中间，代表团内部领导层范刘之间还发生了一些争论，郭老同他们还因为这个中间回国一趟。这事周总理听汇报后说，“争论缺乏原则性，也没有实际意义。放下争论，回去完成访问事宜要紧。”我因病没有回国，趁空带着科学院计划局局长后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汪志华访问了苏联好多研究所。回来写过一个访问苏联科学院的书面报告。报告介绍了苏联科学院的组织和活动，科学家晋级制度，科学院与产业部门、大学之间的分工等。在访谈中引发我思考的问题，仍留于记忆的有以下几点：(1)关于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他们国家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指公开反对十月革命，逃往国外的特定对象，没有听说作为一种阶级成分提出进行改造之事。(2)百家争鸣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有过以斯大林理论划线现象。自然科学只有生物农学这个角落出现过官方干预事件，二十大后恢复正常。(3)面向实际问题，主张由科学家自愿选择。因为各门学科很难说何者是脱离实际的，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律当时的发现并非为化工生产服务。原子和粒子理论也是如此。基础理论研究如老鹰那样可飞到高空，扩大视野，抓获猎物，不可轻视。爬行动物，生存条件是有限的。(4)各类科学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很重要。生物物理、生物化学、数学统计等前景广阔。这里形成科学生长点。(5)科学人员工资高一点，对国家利大于弊。培养十个人有一个出成绩，就会收大于支。
上述是他们经验之谈，有的写入报告，有的没有写入。现就回忆，特予补充说明。
反右派力保科学家
刘：反右派科学院保了很多科学家，至今人们仍记忆犹新。你们当时是怎么做的?
杜：在斯大林逝世后，我们党有一个反思，1956年毛主席有两篇好文章，得出的正确结论：即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要搞建设了。但是，到了1957年就有一个转折。那时，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事件，对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重大影响。出现匈牙利事件，波、匈事件，毛主席估计到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危险，需要采取必要的政治措施，予以预防。这在整风运动中，已经微兆，敌我矛盾浮到水面上来了。
我们从苏联回来，正赶上反右派。科学院的反右派斗争唯一值得现在回忆的就是，这一次尽最大可能保护了一些应该保护的人。因为反右派开始以后，毛主席号召鸣放、号召整风，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叫做党内和党外有一堵墙，要推倒这个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民主同盟以6位教授的名义写了一个有关科学工作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也即对于中国发展科学的建议。反右开始，有的同志写文章说这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是一个反党科学纲领。在上头署名的是中国有名的6大教授：曾昭伦、华罗庚、钱伟长、千家驹、陶孟和、童第周等。
那时，康生主持科教战线的运动。他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会。科学院是张劲夫和我，教育部、清华大学、北大、院社会科学部各来一个人，都是与6位教授有关单位的负责人。曾昭伦是教育部副部长兼科学院化学所所长，钱伟长是清华教授兼科学院力学所副所长，千家驹是经济所的，中宣部的人提出来千家驹应该划右派。清华大学认为钱伟长无论如何得划。曾昭伦，教育部也坚持划。轮到科学院呢?一个华罗庚、一个童第周。怎么办?我和张劲夫两个人主张予以保护。(钱伟长兼科学院力学所副所长，也主张保护。)我们说华罗庚、童第周这两个人你如果要划了，第一，国际影响太大了。第二，他俩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只是签了名。划定他俩，下一步在科学界开展反右斗争，标准不好掌握，这一大批人才是宝贵财产，应当珍爱保护。问题是他俩并不是非定右派不可。那时候也没有办法为那个纲领的内容辩护，我们只能为这个人来辩护，就这样把他俩保护下来。保了这两个人就等于在科学院树立了个样板，凡是国内有名望的科学家，凡是和钱学森一批从美国回来的几百个科学家，基本上都不划。为此事科学院党组议过两次，劲夫同志专为保护科学家问题，进见毛主席、邓小平陈述理由，最后得到中央同意，用书面形式向全党打了招呼，合法地保护了一大批科学家。今天看来在那个会议上争了一下子，争对了。如果把华罗庚、童第周都打掉，那就不知道科学院要打掉多少人。后来，赵九章、叶渚沛等说：“吓了一身汗”、“好险!”因此，这些科学家觉得在科学院有安全感。对科学界来说，1957年这一件事情最重要。三年困难时期，科学家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共渡难关，与此不无关联。
尽管我们在保护科学家这件事上有点结果，但没有也很难在全体人员范围做到。还是误伤了一些人，特别是青年，我本人也有责任。愿意借这个机会向他们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