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春风秋雨二十年
作者：刘振坤
刘：七十二条、三十六条，主要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杜：因为十四条成了全国性的文件，科学院本身的一些事情没有包括全，所以，在十四条以后又补充了七十二条；1964年又定三十六条。主要解决了两个大问题：一个是解决科学院的位置，站在整个科技战线的哪个地方；一个就是解决院所关系问题。前一个方面，就是科学院是干什么的?联系这一点我们重新把科学怎么分类梳理了一下。科学怎么分类?从前，学科有它习惯性分类，不是要改变这种系列，而是为了在日益膨胀的科学研究任务中，使科学院安排工作上有所侧重，以便集中精力，提高效率。我们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趋向上，参考国外通例，把现代科学分为基础研究；基础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推广研究四大类。应用与发展研究当中又有尖端技术和一般国民经济的实用技术。
科学院要着重抓什么东西呢?
第一类，着重抓基础研究。这一类问题，近期的效益不那么直接，有些东西还是个科学认识形态，它能说明世界，还不能改造世界。比如，当时的高能粒子、生物基因等等，还有一些更基础的分类学，如动物分类、植物分类。这一类，它表现研究生物进化的科学发现的积累。基础性研究没有人搞，而科学院更适合搞这类工作。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将来科学就会因缺乏后备而萎缩下去。
第二类，就是应用基础研究。现代科学里边有了这个东西。譬如，生物工程、基因重组、低温物理、高分子化学等，生化所搞了胰岛素，它完全是个基础科学，但是它还有用处，它可以按结构链人工合成。又如原子能利用、微电子学、半导体，这都是从应用基础研究分化出来的。
第三类、第四类，就是应用研究与发展研究。科学院强调一个基础研究，一个尖端技术，还必须使它转化为实用性产品和商品。把“展品变成产品”。这主要靠产业部门，但科学院也应搞点产业化，以实现需求服务。于是，自己也搞一些工厂，有半导体厂，计算机厂。但远不如改革以来的规模。
三十六条主要是解决了这些问题，并提出数量化比例配置建议。在三十六条制定以前，科学家们一有争论，就是要不要基础科学?要不要学科?要不要分类学?要不要综合调查?从此，可以安定一个阶段。
所内的问题，解决得不那么圆满，所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制。这两个东西怎么结合?这个问题涉及更大范围，不是科学院一家能够解决好的。当时，只就所务会议、党委会议、室务会议做了些分工规定。
另外，在这个时期，科学院除了北京、上海以外，还开辟了许多分院，规定了地方科研机构设置的原则。今天这些所都成长起来了，都是那时候铺开的。1957年、1958年大跃进前后，科学院受了一点压力，科学家心情不舒畅。经过十四条、七十二条和三十六条规范以后，有所改变。这主要是我们党的政策明确、肯定带来的结果。一方面规模有了发展，学科有了增加，一方面是每个科学家都找到自己的位置，有了自己的价值追求。如果不是文革耽误十来年，科学院会搞得更好。
遇小人冤家路窄
刘：能说说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吗?
杜：文化大革命，科学院党组里边我是最初被批倒靠边站的。这也不是劲夫他们要这么干，这以前，有过“人参专家事件”，证明张劲夫是明辨是非，敢承担责任的人。此次整我主要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我们两个人可以说是冤家路窄!我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当秘书长的时候，他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我到科学院当秘书长的时候，他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在农村工作方面，我们两个有认识上的矛盾，发生了两、三次争论。其中最大的一次争论是：毛主席认为，先有工业化后搞合作化，这不是规律。先夺取政权，改变所有制，然后，才有生产力的大发展，这才是个规律。还说，资本主义初期，有大量的手工业工厂，这种工厂没有机器，还是手工劳动。它只是改变了分工的方式，生产力就一倍、两倍地提高。难道我们农业上不可以这么干吗?我们也可以改变所有制，搞合作社。还靠手工劳动，也是改变分工、带动生产力的大发展。他这本来是批评刘少奇的。刘少奇是主张先发展供销合作社，不急于改变所有制搞生产合作，先实现国家工业化，发展了生产力，然后再大规模地搞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有了争论，实质上是是否继续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争论。我在中央农村工作部，每次起草各种文件都和陈商量，我对他是很尊重的。有一次见面，他给我说了毛主席上述论点。我就提了个意见，说：工业上头能这么干，可以理解。因为工业可以把劳动者和劳动对象都集中在一个房子里边，搞好劳动管理。农业上就不行。我说了一番道理。他说：“你是反对毛主席，也反对马克思。搞手工合作农场，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一个新发展。”还说，“你这思想是背离自力更生的观点的。”给我戴了这个帽子。他还和内部一位同志说：“我说话没有人顶撞，第一次碰到有人顶。”毛主席也认为，他派了个马克思主义者到农村工作部，你们不用他，还要顶他。我到了科学院，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一件事情发生在应地所。一个姓王的造反派带头抢档案，后来成了科学院造反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先是指示党组严格处理应地所这个夺权的反革命事件。我们就发表了一个《科学报》的号外。当毛主席反对刘少奇派工作队时，陈又出尔反尔，斥责院党组犯了错误，不该镇压群众革命。同时，要党组把我抛出来作为批判对象，批评我影响了张劲夫。这时，我已没有辩驳的余地，开始还辩驳，后来我也不辩驳了。
后来，把科学院党组定为张劲夫为首的反党集团，我们党组主要成员都算进去了。造反派想从我身上找张劲夫反党的证据，认为我们这一套做法，都是刘少奇的路线，是张劲夫从刘少奇那儿领了什么圣旨，回来执行，而我是他的黑参谋。他们逼着我交代。有一夜轮流审问，不让睡觉。没有的事，我当然不能胡说。后来1971年到了干校，他们就不搞张劲夫和刘少奇的关系这一套了，就抓些小问题了。这不过是文革中大量悲剧中的一两幕，教训必须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