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
作者：李真真
李：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制定，于老参加了吗?
于：我不但参加了，而且在这件事上负有比较重的责任。领导制定规划日常工作的，是以张劲夫为首包括我在内的十人核心小组，规划委员会的成员有科学院的、高等院校和各产业部门科学院的。把上百位科学家集中在一起，没白天没晚上地干。当时真是人多、消息多、主意也多。领导小组经常同有各类专长的科学家一起研究讨论规划的内容。几位骨干科学家，如钱伟长、钱三强和钱学森这“三钱”，经常同我们一起研究工作，当时科学院的总顾问拉扎连柯同我们合作得很好，也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在这次规划中，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任务都提出来了，后来都完成了。整个规划是根据任务制定的，后来不少科学家反映规划对理论研究注意不够，认为是个应重视的问题。我听到这个意见就向周恩来反映，周立即同意增加“重大理论问题”一项。在规划快完成时，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刘少奇的报告和会议决议中都提到了科学规划的制定。
李：我再提个问题，为什么这时候把张稼夫换成张劲夫?
于：我国的科学工作规模逐渐扩大，地位也日渐提高，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给管起来。张稼夫是位很好的老同志，只是能力显得弱些。张劲夫来科学院后，工作上很能干，精神状态也好，加上同时又调来了杜润生等好几位同志，他们同原来科学院的干部结合起来，科学院的工作显得很有起色的。
珊：这个时候好像还有一个科学院与高等学校谁是科学研究中心之争。
于：通过院党组给中央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批示，的确把科学院的地位提高了。这时候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争论，就是我们是应该实行英美的体制把科学研究的中心放在高等院校，还是实行大陆体制如法国、苏联，把中心放在国家的科学院。我们采取了后者。虽然高等学校有意见，但是对有研究能力的教授的研究工作也还是支持的。
李：在这个问题上，高等学校的确感到受压了。1956年时有不少争论，1957年鸣放时关于科学院是火车头的事，都争到报纸的头版上了。
于：一直争到毛泽东面前了。在规划快搞完时，到毛泽东那里汇报，毛泽东坐在长条桌一端的正中间，高等教育部的部长杨秀峰和科学院的院长郭沫若面对面坐着。后来就在上面说的那个问题上两人争起来了，两人都耳聋，站起来大声争吵。杨秀峰特别对科学院从高等学校拉人不满意。毛主席坐在那里听着直笑，就说“划个三八线吧，不要再争了”，意思是科学院是火车头还是定下来，也不要再从高等学校调人了，也应重视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
珊：人们后来把这场争论称为“二龙(聋)戏珠”。其实有力量的高等学校是应该进行科学研究的，解放前一些有名的大学中，教师都进行科学研究。只有这样，教师的水平才能提高，教学的水平也就提高了。不过后来高等学校政治运动不断，人心不定，经费又少，就使得“人心向院”了。在美国，高等学校从多种基金会也从国家那里得到不少科研经费，研究工作开展得的确很好。但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增加了不少独立的研究机构，如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规模很大，下属很多研究所，国防部门的研究机构也不少。大企业也建立有很大的研究机构。
李：社会科学方面是否也搞了规划?
于：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也在同时进行。同时制定这个规划这件事是在周总理面前提出，周总理同意，后来正式作出决定的。这项工作，中宣部部一级领导不抓，他们抓政治抓思想，总之抓虚的，像这么实的工作就落在科学处和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一些同志肩上。我当然是要管的。当时总的指导思想是要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确定了若干研究题目，还提出要编写地方志，搞好研究社会科学的资料工作，培养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等许多方面的工作。规划定稿以后陆定一坚决不愿过目，周扬也不愿看，经我再三提出，同意了这个规划，同科学技术规划一起下达参照执行。隔了两年，在1958年一次运动中，周扬也批评我把规划搞得太实了，虚得不够。我认为这个批评是中肯的。
不过现在我还是想说一下，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任务在那时的规划中就列入了，也是我提出来的。1957年秋冬之际，为了与苏联科学家谈判两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合作，我和刘导生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代表访问了莫斯科。在这期间，我还专门找了在莫斯科负责编百科全书的院士邵武勉。当时我还作了详细记录，大概是1982年或1983年，我把这个记录交给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在毛泽东听规划汇报的会上，潘梓年提出“重理轻文”的问题，毛泽东说：“理”还是要重的，“文”也不要轻，概括为“重理不轻文”。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于：为了解决在遗传学问题上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1956年5月底陆定一在做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后就找我，要我约科学院和高教部，一起有准备地开一个两派学者都参加的座谈会来贯彻双百方针。所以这个座谈会的发起和指导思想都是陆定一的，具体的事情是我们做的。
当时科学处有几位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其结果表现在由孟庆哲、黄青禾、黄舜娥三人编的一本小册子上。小册子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分别介绍遗传学和米丘林生物学的学术内容；2介绍苏联从1935年至1956年两派争论的情况；3介绍中国的有关情况。这本小册子提供给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和主持这次座谈会的领导同志参考。1986年公开出版的《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由李佩珊和他们合编，包括了当时会上的记录，黄青禾负责收集整理的苏联情况和一篇介绍历史发展情况的文章，把这个问题的历史过程基本讲清楚了。当时科学处从事自然科学方面工作的同志几乎全部参加了研究和讨论。
我参加了青岛的会并做了多次发言。会议的气氛是好的，两派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讲各自的意见。上午的会由童第周等主持。每天下午不开正式会，自由组合，气氛更加热烈。我在那里坐镇，各种对政策方面的意见都冲着中宣部来，如胡先对过去批判他很有意见，在自由讨论时，敞开思想讲政治和科学关系的问题，我那时算开明，耐心地向他做了解释。我在上午的会议上作了两次发言，还有许多插话，不过在内部出版这册记录时，我说自己不是遗传学家，我的讲话和插话一律删去。1986年出版《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一书时，我的两次讲话才第一次发表。
总之，我认为遗传学问题的政策性很强，科学处的工作比较深入细致，为科学界做了一件好事。
珊：我还想补充一个情况。1956年5月初科学处召开了一个全国各省市委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会议。在会前我们已经听到有关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传达。4月我们读了毛泽东批的一个文件，内容是有关东德党没有强制该国遗传学家按李森科方法育种，毛泽东要“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还读过一些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如《关于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等。此外，正是在这时，我们看到《参考资料》上有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报告。这些材料使科学处内同志们的思想活跃起来，更加认识到在斯大林统治下，苏联对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不是用说理的而是用压制的办法，这样做不是以理服人。因此，在各省市委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会议上，大家围绕双百方针的理解和贯彻讨论得很热烈，遗传学问题是其中的重要议题，讨论的各种意见后来都在中宣部向上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