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
作者：李真真
珊：我在《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年第1期上读到薛攀皋关于“大跃进”时生物学部参加同农业种植能手比高产会议的回忆文章。文中有一段说：“会议一开始，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讲话。他提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后来我问薛这位领导同志是谁，他说是于光远。
于：我是参加过一个农民同科学家比高产的会，这话很可能是我讲的。会上指标越比越高，小麦亩产能到6万斤。我又觉得太玄了，就说“一万斤也不错嘛!”其实同他们的3万斤、6万斤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反映那次会议，但没有发表。这时期我还在《红旗》上发表过一篇讲小麦高产意义的文章，可见我那时的积极性，这都是我那时头脑发热干出来的事。
珊：记得1962年广州会议上，你曾为在《红旗》上发表这篇文章作了自我批评，好像在那次会上你是唯一作自我批评的人。
于：还有一件事，聂总曾带张劲夫和我两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见毛泽东，要张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要我汇报全国科技的情况。因为那时我正负责编内部刊物《科技动态》，做具体工作的是于若木。
珊：我也参加了，只编了几期。后来科学院编出了《科学简讯》，这个刊物就停了。
于：我当时汇报得很糟糕。我讲了山东的农民把苹果苗插在正在长的南瓜上，结果苹果同南瓜一起长。这是写在山东省委的报告上的。那时我思想上有一条，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省委的报告还能有错?无论如何，我担任着重要的科学工作，向毛主席汇报这种不科学的东西，后来越想越不是滋味，这是我一件丢脸的事。在这之后我就在科学处的工作方针上加了坚持科学性这一条，近十多年我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就是坚持科学性这一条的表现。
珊：1960年夏天还有一件事，关于超声波管道化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我们对科学院也起了推动作用。此外，我们就没干什么了，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都跟不上，部里还要我们到基层到农村去受教育呢!
于：我们还组织过一次向朱德的汇报。
珊：是有这么回事。1958年4月上海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时，我读到一份有关上海有机所的材料，说经过检查，上海有机所的研究只有4％是联系实际的。我读后感到十分吃惊。有机化学研究联系实际的面是很宽的，如果有机所都如此，其他所又如何?我向处里汇报后，光远当即决定我们到上海去看看。我们在上海同几个所的科学家、科研处长、党员所长接触很多，或开座谈会，或个别谈话。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不能把理论联系实际理解得过于狭隘，能够直接联系实际的工作是重要的，间接的长远的联系实际也很重要，不能把后者都说成是脱离实际的。从上海回来后，光远同志就向上反映了。
于：我找杨尚昆汇报的。很快他就告诉我中央要听汇报。
珊：我们立即通知科学院，也通知上海分院的负责人王仲良速来北京向中央汇报。记得王仲良来京后显得十分激动。
于：汇报是在中南海的西楼，朱德来听了汇报，主席、少奇、总理、聂总都没有参加。杨尚昆主持了会议，张劲夫来了。王仲良是浙江人，乡音很重，令人难以听懂，杨尚昆觉得汇报得不好，不过朱德在会上还是讲了支持的话，说科学院就是应该做理论研究，不能轻率地否定这类工作。
珊：我记得你回来后向我们传达时还有一段陈毅的讲话。他以下围棋作比喻：下围棋时还要不时下一步“闲棋”，以后的进攻可能用得上，更何况科学研究?现在回想起来，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在批资产阶级思想的高潮中，抓这件事也不容易。这对1960年4月科学院去上海召开第三次学部大会强调重视理论工作可能有影响。
学术批评和反对“粗暴”
珊：就我所接触到的学术批判，除了遗传学的有关问题以外，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54年起，在批判胡适、胡风的同时还有建筑学上对梁思成的批判和医学上对王斌、贺诚轻视、歧视中医的批判，这些同科学院没有什么关系。第二个时期是1958年后全国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第三个时期是批判“合二而一”的哲学思想，同科学院的关系也不大。如果算上“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就是第四个时期了，这同科学处又没有关系了。
于：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同科学院虽没有关系，但是对这一批判的处理很特殊，值得介绍一下。对梁思成的批判，上面是彭真负责管，我做具体事。梁思成那时是北京市副市长，对中国古建筑很有研究，也很有感情，对如何保护好北京这座历史名城的原有风貌有过不少考虑。北京市在50年代初期要把原来很小的天安门广场扩大，要拓宽长安街的路面，这样可以便于“五一”、“十一”的游行集合和车辆、坦克的通过，也便利交通。但是这样做就必须拆掉天安门金水桥前东西两侧的两组三座门和对面的中华门，梁思成当然是反对的，说他不能走过天安门，一想到要拆三座门就要掉眼泪。于是就有对梁思成的批判。我按彭真的意见，在颐和园的畅观堂组织人写批判文章，不久30多篇批判文章就写出来了。彭真拿到这批文章后，并没有让发表，而是交给梁思成看。彭真说，梁思成原来认为自己是这方面的权威，没有人能批评他。一下看到这么多篇文章批评他，觉得自己错了。彭真对他说，如果你不放弃你的意见，我们就一篇一篇地发表这些批判文章。梁思成这时就承认自己有不对的地方。结果梁思成不阻挡天安门的改建，大批判的文章一篇也没有发表，只有何祚庥自己送到《学习》杂志的一篇漏网了，这篇文章写得早，畅观堂里的写作还没有开始。这件事虽然好像是浪费了人力，但彭真这样处理还是恰当的。
珊：当时制造的社会舆论，声势也真不小。北京市开人代会控诉三座门的“罪行”，说因三座门挡在那儿，发生了多少车祸，死了多少人!后来放映影片，以新建的友谊宾馆为例，批判“大屋顶”华而不实，浪费人力物力，室内还漏雨等，压力也不小。
于：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件事呢?还因为不久前我在《散文与人》上看到一篇文章，说胡风的问题出来后，原定批判梁漱溟和梁思成的事就放下了，结果是抓了“二胡”，放了“二梁”，实际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时期我们还抓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批判遗传学等所引起的对待知识分子态度粗暴的问题。乐天宇事件当然是一件大事，农业系统还发生了一些问题，科学院没有发生这类问题。
珊：当时农业科学院还是其前身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凤桐很“左”，不承认农业科学需要实验室研究，把科学研究人员都下放到田间，向老农学习。在学习苏联的李森科时，不但批判育种科学家庄巧生的遗传学思想和方法，还趁庄出差西藏之机，把他多年培育的小麦抗锈品种全部丢掉。四川遗传育种学家鲍文奎的多倍体育种实验田，也是在这个时期被铲掉的。不过这个时期我们处理的只是“粗暴”问题，不涉及学术思想。
于：我当时还真抓了不少反粗暴的问题，大都登在中宣部的内部刊物《宣传通讯》上，对全国是有影响的。不过部领导并没管这事，当时科学院的同志都支持这种批评。
李：“插红旗拔白旗”是怎么回事?
珊：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在第一期的《发刊词》中有一段话讲《红旗》的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在思想界的革命红旗。毫无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旗帜，就应该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很明显这段话是指思想界的事，也没有说要把一些人当作红旗来插，把另一些人当作白旗来拔，部里也没有向我们传达过要把这个人当“红旗”插上，把那个人当“白旗”拔掉。当我们到基层看到这类事，脑子里还真打了个问号。
于：毛泽东也没说过要“拔白旗”。
珊：不过这个时期学术批判的面可够宽的了。除了又重新批判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外，还批判了牛顿力学、微尔和的细胞病理学。还批判果树栽培方面农大园艺系教授沈隽“疏花疏果”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保花保果是无产阶级思想。批判在林木采伐中主张“间伐”的(中科院沈阳林土所刘慎谔)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主张“皆伐”的是无产阶级思想。武汉大学数学系的齐民友就是当作白旗给“拔掉”的，等等。当时我们把我们遇到的问题都写成简报分送部内领导和科委、科学院的领导。
心理学也受到了尖锐的批判，是从北师大批判心理学教授朱智贤开始的。批判的政治性很强，科学处内有些议论，但还在观望。1959年胡乔木指出，在1958年以来的各种批判中，以对心理学的批判最不讲道理。这样才减轻了不少对心理学的压力，这件事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是有影响的。
这个时期有一件同批评胚胎学家朱洗有关的事值得提一下。我记得大约1959年底或1960年初，龚育之可能是从《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编辑部的人民来信中，读到有人批评朱洗所著的《生物的进化》一书，不讲物种间的斗争只讲互助是调和主义等，我也读过这些材料。当时拿不准是否要发表批评文章，1960年4、5月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学部大会时，我们把这件事向科学院的杜润生等同志讲了。后来在聂荣臻主持的会上讨论了处理办法。聂说，不要公开批判了，请科学院的同志同朱洗谈一谈，告诉他有人对这本书提出批评意见，请他考虑。朱洗很感动，在出第二版时做了些修改。这表明了一种爱护科学家的思想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过当时这种思想并没有被普遍认识。
科学处同科学院的关系总的说是好的
于：我们科学处的同志们同科学院的关系是很不错的。张稼夫、张劲夫、钱三强、武衡、郁文、汪志华，还有后来的杜润生等同我们都很熟，不但讲工作，有时还聊天。对郭沫若院长，我们是很尊重的。他也很尊重党组织的意见。他提出自己的主张不多，但他在有的场合还是很为科学院和科学家讲话的。比如，发给学部委员每月100元津贴，就是他提出的，他说：人大代表就是开开会，每月还拿50元津贴，学部委员要做那么多事，应该多给些。吴有训是我的老师，其他几位副院长则接触不多。至于钱三强，我是他的同学，张稼夫和我还是钱三强的入党介绍人呢!
珊：的确，总的看来我们两边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在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干部之间关系很密切，经常互通消息，有时一块研究问题，有时还共同工作，似乎不是什么谁管谁的关系。
从上层看，张劲夫也很愿意参加中宣部的部长办公会议。从中央科学小组、文教小组成立后，陆定一就逐渐明确，科学院的工作归科学小组管，文教小组和中宣部不管。不过科学和文教又很难分得那么清楚，如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学术上的争论问题都有共同性。60年代初，中宣部的部长办公会议不再通知张劲夫了，张的秘书打电话给我，希望仍能来参加这个会，因为讨论的内容有启发性，对掌握方针政策有好处。我当时就向部办公室反映了张劲夫的意见，才又请张来参加会。
于：今天就谈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