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8期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
作者：杨尚昆
我们在达那英卡海滨度过暑假后，回到中大，学校的清党运动就开始了。
米夫离开了学校，但共产国际东方部仍然管理着中大。10月，支部局调整组织，博古转到中国问题研究所去了，我可能因为人缘比较好，被选为支部局委员。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底，我不读书了，主要搞社会工作。当时，支部局成员正职都是苏联人，书记苏联人托景是米夫派，操纵一切。组织部长是贝尔钦，副部长王云程、朱阿银，宣传部长希季钦，夏曦和我是副部长。我分工安排上党课，请教师，办支部局的墙报。王明走后，张闻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这条线还在，张闻天和博古同米夫主持的东方部有直接联系。延安整风时，博古说：我虽然不在支部局，但不在其位，必谋其政，主要是通过写文章，当翻译。张闻天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支持米夫和瞿秋白等论战。
领导中大清党运动的三人委员会是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派人组成的，主任委员柏烈仁是1905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任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长。另外两位，一位是监察委员，一位是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维经斯基。区委的俄国人和支部局的委员都没有参加清党委员会，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柏烈仁讲话的矛头针对着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指责他政治上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富农路线，在中大学生中培植派别势力。这在学生中造成一种空气，凡是过去不支持支部局而和中共代表团接近的，都将受到追究，他们因此愤愤不平。瞿秋白弟弟景白一气之下，把联共的预备党员证书交还支部局。第二天，他失踪了。
1930年5月，米夫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案，声称：李剑如、余笃三已“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须担负“部分责任”，“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政治委员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并请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这是对瞿秋白等三人下逐客令。他们被迫来中大作检讨。为什么决议案没有点其他两位代表团成员张国焘和王若飞的名呢？原来，张国焘向米夫低头了，他在《申明书》中诬陷瞿秋白“拉帮结派”，甚至把驻少共国际的代表陆定一也拉在一起，说他们都是反共产国际的。张国焘搞了这一手，共产国际就信任他了。王若飞那时被诬为有“托派嫌疑”，正在列宁学院受“清党”的考验。后来，共产国际要中共代表团统统回国。
清党的第二阶段是停课搞人人过关。由柏烈仁坐镇，中国学生逐个地在大会上“过筛子”，从个人历史讲到现实斗争中的立场，不会俄文的有人翻译。讲完后，台下200多党员都可以向你提意见，揭发，追问，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斗争会差不多，只是没有弯腰、低头和“喷气式”，直到没有人提意见了，就算Pass。提意见和通过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紧靠学校支部局。紧靠的，就保护你过关；半靠的，特别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进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是拥护支部局的，清党委员会对我的结论是：出身不好，但基本立场正确，派回国内做实际工作。清团的工作和清党同时进行，如法炮制。结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学员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有的开除党团籍，有的送到工厂农村劳动改造，还逮捕了30多名“主要分子”。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被送到工厂劳改，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沈泽民的侄女沈莲春、我的爱人李伯钊都被开除团籍。这些“结论”，成为王明上台后推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的重要依据。
李伯钊为什么被开除团籍呢？她4岁丧父，靠母亲抚养长大，8岁进小学，13岁考入四川省立女子师范，第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卅运动中被开除学籍，从此离开四川到上海，参加革命。因为她的父亲曾经在四川山区的一个小县里做过一任县官，所以她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又因为她在党校内开展文娱活动时，接触的同学很广泛，又说她同托派有“联系”。她感到无奈。我和伯钊新婚不久，她就受到这样无端的政治打击，按当时的风尚，我应该同她离婚，“划清界限”哟!但我没有。你开除她的团籍，反正我相信这个人。开除团籍后，伯钊先到莫斯科五金厂学车工；不久，转到红十月纺织厂。1930年夏，周恩来来到莫斯科，任务之一是处理中共代表团在解决中大问题上同共产国际产生的分歧。他到中大来向留学生作报告，并且建议：在各工厂劳动的女同志可改去红军医院，学习护理技术后回国工作。伯钊等100多人便转到红军医院。一个月后，她请求回国，到苏维埃区工作。我俩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中大的清党正进入对学员的鉴定阶段，我被留下来继续做翻译工作。我们只好暂时分手。1930年底，她背着“阶级异己分子”和“托派嫌疑”的政治包袱离开莫斯科，直到1936年红军长征结束，她才被吸收入党。每当说起这段经历来，她总是很难受!
中大停课清党，先后闹了100多天。1930年秋，清党结束。中大宣布停办。瞿秋白等随恩来同志回国。这以后，中共中央便没有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直到1931年9月，才恢复由王明负责的中共代表团。
旅莫岁月的反思
我在莫斯科4年。开头的一年半，真正在中山大学坐下来学习，懂得了马列主义，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也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从1928年下半年到中大停办的两年间，校内斗争迭起，秩序混乱，我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在做社会工作，包括当翻译。
60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我有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 关于中山大学的办学方针。
中山大学办了5年，学员先后有1200多人。前3年是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包括共青团)选派的学员各占一半；后两年，国共分裂，由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转化成为共产党的干部学校。总的说，学员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共约占三分之二。他们在学校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接触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生活。开设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形态发展史、俄国革命运动史、列宁主义、俄文等。课余活动也很活跃，李伯钊就和陈微明(沙可夫)组织课余的文艺小组演出过合唱和话剧等。很多同志在回国后，成为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家。不少人在战场上、监狱中和刑场上，为人民事业流血捐躯。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学校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重要骨干，帮助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谈到中山大学，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对这一面应该有恰当评价。但是中大的办学方针确实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
一是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讲马列主义，而不强调应用，不联系中国的国情；课程的设置，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明显地脱节；讲革命经验，言必称苏俄，就是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模式。特别是国共分裂后，中国由国民革命转入土地革命，革命的对象、动力、道路、策略都起了变化，但是，学员连中共八七会议的精神，朱毛红军上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等重大事件都不清楚。学员在学习后回国从事实际工作就遇到许多困难，并且容易形成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
二是学校的领导把中国共产党排除在外。中山大学前期还有国民党的代表，说是共同管理，后期却没有中共中央的代表参与管理。党的六大后，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成立，负责人瞿秋白是政治局委员，但是，米夫不允许他过问中大的事，即使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米夫也认为是向中大“争夺领导权”。后期并将中共旅莫支部撤销，党员一律编入联共支部，降为预备党员，受莫斯科区委领导，连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和何叔衡也不例外。学员结业时的政治鉴定、工作分配，一概不许中共代表团插手，使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学习期间同中国党中断了联系，而日常组织生活又完全卷入苏联内部的政治斗争。米夫实际上是企图培训一批政治上绝对听从共产国际东方部和联共的中共新领导人。
三是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形而上学和组织上的培植宗派。在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中，把所有渴望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对斯大林诿过陈独秀不满的中国党员一律给予打击，甚至制造“江浙同乡会”之类的假案，独断专行，排队异己，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竟迁怒中共代表团。教条主义宗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米夫和王明培植起来的。当然，抵制教条宗派的学员，由于政治水平和素质不同，确有感情用事甚至某些不理智的举动，但矛盾的主导方面，无疑是在掌握学校领导权、培植宗派的米夫和王明。
尽管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在中山大学的办学方针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里也都有历史局限性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对复杂曲折的中国革命，有系统的现成的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仍要靠中国人自己通过革命实践来解决。
第二，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当事人和党史界一直有争论。1980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邀请19位当年中大的学员开过一次调查会，会上达成的共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我是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同意这个建议。具体地说，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所指的人也不尽相同，谁也没有列出过一个确定的名单来。有人说：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开的总结大会上，最后表决时只有28名党员拥护支部局，因此得名。这根本不是事实。那次党员大会上的表决，支持支部局的共有90票，另外还有30票是苏联人，但仍居少数。以吴玉章为例，他本来对支部局工作“有许多意见”，后来支部局夏曦告诉他说：现在有人要利用工作中的缺点来反党。并向吴老提示：我们首先要说支部局的路线是正确的，然后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吴老说：“有这样一回事吗？要反党我就不赞成!”他在总结大会上的发言就持这个态度。但吴老决不是宗派分子。教条宗派的基础是错误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所以它是可以分化的。以后的历史证明，王明的教条宗派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我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应当说：确确实实有王明教条宗派，但并没有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还有人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是指一名共青团员，年纪很轻所以称为“半个”。这更经不起推敲。因为参加10天总结大会的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决权。
第三，米夫和王明在党校中培植这个宗派是有政治野心的。米夫是想在中国党内安插亲信，王明则想借机在党内夺取最高权力。1927年来武汉时，米夫就向陈独秀推荐王明，没有得逞。据周恩来说：六大选举期间， 米夫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上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时没有什么人理他。这就是后来中大学生中流传米夫要提拔王明当中央委员的原因。延安整风时，张闻天也说过，王明在六大想活动一个位置，好回中国去。1931年1月，在党的四中全会上，米夫一手操纵，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而在会前并非中央委员的王明，一步跨进政治局。足见米夫培植亲信的苦心。但不能因此认为，凡是在中大支持支部局、受教条宗派影响的人都有政治野心。应当说，他们的动机是很复杂的，有的是出于对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信任，有的是限于组织纪律的约束，有的是政治上受蒙蔽，不可一概而论。但是，怀有政治野心、至死不服从真理的王明，将永远遭受历史的谴责。 延安整风时期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清算
1941年5月，毛主席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端。
整风的目的，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分清党内的路线是非，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为七大统一全党认识作准备。
整风学习的内容丰富，而且不断地深入。大家先从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入手，进一步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讨党的历史经验，重点放在剖析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上。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主席和王稼祥任正副组长。那时，毛住在杨家岭，和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学习。平常就是读书，看文件，也开小组会。在这段时间内，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的。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党史，毛主席化了很大力气，编出一本“党书”，就是《六大以来》。全书共280多万字，汇集了从1928年到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和文章，共518篇。以前，我们在中山大学期间也读过不少马列的书，也学革命史，但教员引经据典地讲的都是俄国的经验、英国的经验，我在那里4年，就没有在课堂上听说过毛泽东，也没有听说过农民运动，虽然知道中国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但认为它只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并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到中山大学来作过报告，也没有讲毛泽东在井冈山这股革命力量，没有指出它是将来的希望。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山大学里一味责备是那些缺乏“理论”的老干部断送了革命，王明还大肆吹嘘中国革命非我们这些“新知识分子”不成。到这时，我们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犀利的思想武器。
全党的普遍整风是1942年2月毛主席在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选”时改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后展开的。这以后，延安各机关、学校的干部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发扬民主，检查工作，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时，高级干部的学习重点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剖析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做笔记，写心得，准备反省检查。
5月下旬，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领导整风，毛主席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管党务。中央学习组的48名成员分为9个小组，我和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等6个人为第三小组，组长是任弼时。
那时候，康生很红，担任的职务很多，除了总学委会副主任外，还是中央社会部主任，情报工作这一块在他手里。不久，延安各单位分成5个系统，指定专人管整风运动。中直系统的学委会主任是康生，李富春是副主任。党政军民学包括军委和群众团体的学习，康生都可以管。他表现得非常用心，又很勤快。各机关汇报情况，他亲自做记录，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他垫着复写纸在小本子上记，会后立刻把复写件送给毛主席看。中直系统汇报时，他把邓发和我拉到一起听。总学委会讨论时，他扮成一个“圣人”的角色。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他装作恍然大悟地说：“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它，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那时，毛主席很称赞他，大家也觉得他不错，认为他很有本事。
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的历史，在讨论中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六届四中全会后在政治路线上有没有错误？二是六大决议案是不是正确？三是抗日战争中应该以正规战为主还是以游击战为主？此外，对土改、整军、根据地性质等问题也有争论。
在反省检查的基础上，我参加了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政治局两次整风扩大会议，这是中央领导层整风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两次会议，许多重要问题在会上经过思想斗争，取得了共识。
第一次九月会议在1941年，主要揭发和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当时，恩来同志在重庆，少奇同志和彭德怀分别在华中和华北前线，没有出席。会上，洛甫和博古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对所谓“国际路线”的错误取得了共识，连王明也不能不表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主席说是路线问题，今天洛甫和博古的讲话，我都同意。”但是，一涉及到抗战初期王明在武汉工作中的严重右倾错误，他便以攻为守，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太左”，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这自然遭到同志们的批驳。从此，王明便称病不出席会议，大家只好等待他的觉悟。
王明为什么那么傲慢？他说《八一宣言》是他起草的，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是他创造的。实际上这些都是从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那里来的。他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事实上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石，放弃独立自主。有同志问我，如果王明老老实实认错，事情的发展是否可能会不一样。我认为王明根本不可能老老实实认错，他自以为有后台，有资本，顽固地坚持所谓“国际路线”，而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离经叛道。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借治病的机会，跑到苏联，不再回来。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中共五十年》，和赫鲁晓夫一起反共反华。
第二次九月会议，是在1943年召开的。那时提出来反对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宗派，一个是经验宗派。毛主席说：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
随着整风学习的逐步深入，从各根据地又抽调许多干部回来参加。那时，留在根据地坚持的干部叫“咬牙干部”；回延安的叫“反攻干部”，也就是向日本侵略者大反攻作准备的意思。所以，参加第二次九月会议的人比第一次要多。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都出席了。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经常列席的还有李富春、彭真、王若飞、陈伯达、胡乔木和我。王明依然称病不参加，对他的批评是背对背的。
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王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炮。这个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风中在“抢救运动”以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
对教条宗派，毛主席公正地说：教条主义还是革命的，不过是搬教条就是了。他们同我们有三点相同的地方：第一，要打倒帝国主义；第二，反对蒋介石；第三，主张分田地给农民。他不提这个，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下不了台呀!其实很多同志那时也不过跟着走就是了。在关键时刻，毛主席这么一说，有利于抵制那股“左”的情绪。
毛主席还说：党内的宗派主义，也可以说没有组织系统，但有共同的思想方法和政治纲领。对教条宗派来说，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它的思想方法，它的政治纲领就体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处理阶级关系等一系列“左”的政策和策略上。我是中山大学后期支部局的委员之一，被列入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整风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那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家对我的批评，有些话也很厉害，那没有什么，又没有给处分，治病救人嘛!后来，在党的七大的大会发言中，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郑重的自我批评。担任支部局委员期间，中山大学进行了“清党”，这是按联共(布)的办法进行的，支部局书记是苏联人，清党委员会的3名委员都是苏军参谋部派来的，在他们的主持下，以宗派的标准给每个党员做了政治鉴定。凡是同支部局靠拢的，就是好同志，不靠拢或半靠拢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调和分子。戴上这些政治帽子的人，回国以后，即使表现很好，常常也一直不受组织的信任。左权曾在伏龙芝军事大学学习，清党时被扣上“托派”的帽子。他心里很不平，向我说过，想请党中央给他平反。这使我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政治后果。清党时，博古已经回国了，洛甫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去了，中山大学支部局委员中有4名中国学员，两位已经牺牲，另一个叛变了，因此我有责任向党说清楚。我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这个问题上，博古也好，洛甫也好，责任没有我大，他们不是当时的支部局委员，没有发言权。左权同志1930年回国，进入革命根据地，参加了历次反“围剿”的战争。长征中参与指挥了多次重要战斗。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和代理军团长。抗战初期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5月牺牲于山西抗战前线。那时，整风没有结束，他是抱着遗憾离开我们的!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是许多中大学生对我们自称“布尔什维克”的挖苦和讥讽，很难确定地说包括了哪些人；可是在整风中，康生等硬要追究教条宗派的“组织”系统，结果，谁也没法开列出一个大家认可的名单，有人列出了四五十人，有人甚至列出了100多人，成为以后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整风总结时，毛主席代表书记处和政治局对这些问题作了公正的结论。1944年5月21日，经六届七中全会一致通过，形成如下文字决议：
“1、中央某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错误问题。
2、四中全会后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为历史教训。
3、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
4、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定一切。
5、六次大会虽有其缺点和错误，但基本路线是正确的。
6、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
上述各项全体表决通过。”
这项决议，书记处原来讨论确定的只有前五项，后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除对前五项作了说明外，又增加了第六项。他说两个宗派已经没有了，“历史上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东西了。丢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利于团结”。并提请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正式作出了决议。
谁能料到，作为当年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的康生，后来当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居然又推翻政治局的决议，指鹿为马，重算老账，使许多老同志遭受残酷的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1981年8月，由孙冶方建议，经党史领导小组的胡乔木同意，约请当年中山大学学员和熟悉情况的老同志举行座谈。会议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会议鉴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说法并不能准确地反映王明教条宗派集团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在给中央书记处报告的《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教条宗派问题调查纪要》中写道：建议党内今后不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
回想起来，我觉得：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页：第一是学习马列，研究历史，分清路线，整顿“三风”，特别是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虽然这中间也有一些偏激的批评，伤害过一些同志，总起来说，积极的方面毕竟是主要的，所以党的七大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第二，在学习过程中出了一个问题，叫审干，把人关起来交代问题，那样做是错误的。至于“抢救运动”，那就“抢救”得没有边了!
■ (责任编辑 瑶池)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