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8期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
作者：杨尚昆
1926年5月下旬，我和邹进贤等到达上海。当时，上海工人正在准备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党组织指派我去参加训练工人自卫队的工作。这次起义，因为我们幼稚而没有成功。在上海工人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前夕，党组织通知我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我们搭乘苏联货轮从上海出发到海参崴；再从海参崴乘火车到莫斯科走了半个月，到达目的地时已是1926年底。
政治风波激荡下的中山大学
当时，莫斯科培训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主要有两所：一所是东方大学，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1921年4月列宁为东方各国发展民族和殖民地培养干部而创办的，实际是党校。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王一飞等是该校第一批学员，瞿秋白曾在那里当翻译，他们回国后是推动大革命运动的重要骨干力量。另一所是中山大学，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密月”时期创立的。1925年10月，为了纪念国民党已故领袖孙中山(字逸仙）、培养国民革命干部，俄国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中央商议创办的，定名为中国劳动者孙中山大学，通常称为中山大学或孙逸仙大学。它名义上由中苏双方共管，实际上由苏方管理，校长是拉狄克。国民党派了邵力子为中山大学理事，常驻在莫斯科。同年秋，国内开始选派学员。学员来自三方面：一部分从广州政府活动区域选派，包括国民党中央要人的子弟，黄埔军校和湘、滇军校的学生，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叶楚伧之子叶南，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和他的妻弟韦永成等，还有后来蒋介石“十三太保”中的康泽、贺衷寒、郑介民，黄埔一期毕业生邓文仪等，他们是“标准”的国民党员，也有少数共产党员，如黄埔军校毕业生左权。一部分是通过旅欧的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支部选送的，如邓希贤(小平)、傅钟、任卓宣等，这两部分学员是公开成行的，1925年底或1926年初就到达学校。我们是从军阀统治区的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选送的，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秘密成行的，最早的如王明(陈绍禹)、张闻天、沈泽民等在1925年11月到达，还有伍修权、乌兰夫、俞秀松、孙冶方(原名薛萼果)和于右任的女儿于芝秀等，博古(秦邦宪)、李伯钊和我在1926年末先后到校。这从学生证的编号上也反映出来，邓小平是233号，李伯钊是394号，我是453号；我到校时，邓小平已奉命回国了。在这批学长中，张闻天是我和李伯钊在重庆时就认识的。他1924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曾在川东师范和女二师任教，李伯钊就是他的学生。在女二师，张闻天教她们英文课，还组织她们参加“平民学社”。他还和我四哥杨公常有来往，所以，我一到莫斯科，他便来看我。到1927年为止，全校500多个学员中国民党员约占一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占一半，但共产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具有双重身分。
中山大学坐落在莫斯科河西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幢四层的楼房，里面有教室、办公室、图书馆和餐厅，据说革命前是俄国一位贵族的府邸，屋宇宽敞豪华，大厅里浮雕精致，吊灯堂皇。楼前一片树木，间有排球场地。楼后的篮球场上，我们到达时，泼水成为冰场，许多学员在溜冰。早期的学生就住在这座楼里。后来学生增加了，楼里已容纳不下。到我们去的时候，学生上课是一个地方，住的是另一个地方，那里像大礼堂一样，一排排床，
房子还整洁，但没有单间房，厕所是公共的。已经结婚的夫妻，就用铁丝拉起白布，划出一块来。学员的生活待遇很好，衣食住行都由学校供给，每周还有两次晚餐改善伙食，星期六有蛋炒饭、火腿肠、鸡蛋，每月津贴25卢布，一般用于买烟酒和吃中餐。来莫斯科的途中，我发现车站上很少能买到白面包，红军战士有的用皮条缠在脚上代替靴子，而对我们来自友好国家的学生如此优待，使我们很为苏联当局的国际主义精神感动。
入学的第一年，我集中精力学俄语，没有选其他课程。幽静的中山大学校园并不是世外桃源，它同中国的革命进程和联共内部的斗争密切地联系着。这一年内震撼人心的事件接连不断，激荡着每个学员的心：
第一，是3月21日上海工人起义成功，中大的同学欣喜若狂，《真理报》发表题为《上海胜利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社论，预言“光复上海是使中国向左转的推动因素”，“增强”了中国无产阶级“执政的希望”。4个多月前，我参加上海工人起义“第一幕”的情景记忆犹新，如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远东的第一大城市的上空，真是使我喜出望外。这天下午，我走在以中大学员为先导的游行队伍中，和莫斯科市民共享胜利的喜悦。但是，欢呼胜利的余音未落，消息传来，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屠杀革命群众，杀害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我的四哥杨暗公，使我陷入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半个月后，蒋介石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共政变，在上海大规模屠杀革命群众。中大的学员仿佛遭遇一场大地震。当晚，全体师生集会，以“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名义，致电武汉政府，要求惩办革命的叛徒。蒋经国也当场声明要同反革命的父亲“划清政治界限”整个3月，《真理报》一直在说“蒋介石不得不服从群众的革命意志”，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突然的事变？校园里，学员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当时，莫斯科还没有中共代表团，大家要求联共中央给予解答。
5月13日，斯大林来到中山大学，向学员们讲了10个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伟人。斯大林强调：“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党，正像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一样。”他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宁汉分裂“事实上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他要学员们相信武汉的国民党“没有右派”，“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斯大林的谈话没有驱散中大学员的疑团，因为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前一周，4月5日，斯大林还在说“没有必要去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显然，他低估了蒋介石的反动性。
第二件事是汪精卫“分共”。7月15日，被斯大林称为已经“洗去了污点”、“向左推移”的武汉政府在汪精卫的主持下公开“分共”，从此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在这个事件发生后，7月28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说：武汉政府时期，“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开始由愿望变成事实”，“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在这里，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意见分歧由来已久。这时，托洛茨基利用这一重大事件，和季诺维也夫联名上书联共(布)中央，批评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上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他相当厉害，不但出版刊物，还在工会大厦公开演讲，卖票让人去听。我还听过他一次演讲，那时我的俄文程度很低，还听不懂他的讲演内容，只是慕名而去，想看看托洛茨基是怎么一个人。见到他披头散发，很有点“浪漫派”的色彩。他的讲演很有煽动性。中大许多同学本来情绪就很浮躁，听了讲演，又不了解联共内部的斗争情况，以为托洛茨基有道理，中大的第一任校长拉狄克，是仅次于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德国工人运动领袖，他是中国问题专家，在校内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口才很好，上课时座无虚席，但是，他支持托洛茨基。斯大林在向中大学生谈话时，10个问题中有两个是指名批评拉狄克的，所以斯大林谈话后不久，拉狄克被撤销了校长职务。
第三件事是十月革命节的游行事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加剧后，中大的学员思想很混乱，暗中分成几坨，有的人拥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有的人赞成托洛茨基。赞成托洛茨基的人，有些是因为对共产国际不满。这就卷入了联共党内的斗争。10月3日，联共中央将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1月7日，是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红场照例要举行大游行。中山大学的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有的人公然打出拥护托洛茨基的横幅，这是苏俄籍教员中一部分托派分子干的。而中国留学生经过检阅台时，竟然也有少数人喊出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件事使斯大林非常吃惊。节日过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12月，联共(布)党代大会以后，宣布托派为反苏维埃集团，中山大学也奉命彻查托派分子。从此，中山大学面临着一场大动荡的局面。
初到党校的头一年，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波使我感情上经历了大起大落，由上海起义胜利的热烈兴奋，到痛失兄长的悲愤，进而到大革命失败后的痛苦。我入党以后，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理论根底又很浅，对复杂的政治斗争感到有些困惑，但我记着四哥临别时的叮嘱：听党的话。我相信斯大林不会错，共产国际不会错。那时，有不少同学也是这样想的。
分化和改组
拉狄克被撤销校长职务后，联共中央任命教务长阿古尔为代理校长。阿古尔同学校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之间本来就有矛盾，他代理校长后，重用留学生中资格比较老的周达文、董亦湘和俞秀松等，被称为“洋务派”。俞秀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董亦湘是上海大学的教员。同阿古尔对立的谢德尼可夫则拉拢张闻天和沈泽民等，被称为“支部局派”，彼此矛盾激化，6月，在学校总结工作的会上，两派互相攻击各不相让，争吵了7天。但多数同学包括我在内，对这些不感兴趣，因此被称为“第三势力”。
8月，副校长米夫和王明从中国回到莫斯科。米夫这时才27岁，资历很浅，十月革命后在红军的一个团里做过政治工作，1921年毕业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中山大学一成立，他就担任副校长，并且同共产国际东方部一起研究中国问题，被看作是中国问题专家。1926年，他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团到上海考察。第二年春，他又率联共(布)宣传团再次来华，先后到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访问。“四一二”事变后，他还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向中国的党团积极分子说：要拥护武汉政府，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米夫两度来华，都选王明做翻译。王明入学比我们早，俄语好，又能说会道，是学生公社的主席，深得米夫器重。在武汉期间，王明在《向导》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唱的是米夫的调子。米夫便向陈独秀推荐王明主持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陈独秀没有接受，只安排他做党刊编辑。王明随米夫回校后，在群众面前夸夸其谈。周达文、俞秀松等瞧不起他，认为王明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就是乱吹。王明向米夫献策：掌握“第三势力“，联合支部局派，打击教务派。结果，支部局派取得胜利，米夫升为中山大学校长，不久，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从此，王明成为米夫的心腹，他拉住张闻天、沈泽民等一起，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博古和我是同班同学，当时还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近。算不上核心人物。
中国大革命失败和联共党内反驳托派斗争的展开，引起了中大学生政治上的很大分化。
1927年底，已经公开反苏的国民党中央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同它断绝一切关系。这样，很大一批标准的国民党员被遣送回国，如康泽、贺衷寒、陈春圃等，这批人后来大部分成为蒋介石手下坚决反共的分子，陈春圃抗战时还当了汪伪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许多国民党要人的子弟也回国了，但是蒋经国没有走，他已当众宣布同蒋介石“划清界线”，被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政治学院深造；也有一些人被送到西伯利亚劳动改造。
中山大学的性质和体制也起了变化：名称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对象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领导关系来说联共中央、共产国际东方部都可以管，党组织归学校所在的莫斯科区委领导。按道理讲，为中国共产党培训干部的学校，中共中央应该有代表参与领导，事实上并不如此，学校领导机构中没有中共的代表，只有一名学生代表当副校长，先是苏州的工人王保礼，后来是王明推荐的李竹声，实际上是有职无权的“摆设”。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学员的鉴定分配等权限都集中在米夫手中，米夫又通过王明在学生中串联活动。他的打算是培养一批服从他、能够贯彻共产国际东方部路线的干部。党的六大以后，成立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但它却无权过问中大的事。
这时，学校又接纳了一大批从国内撤退出来的同志。他们有的是省委领导干部和工农暴动中的军事领袖，有的是做上层工作的头面人物，还有大批基层骨干，特别是上海、武汉等城市的工人。这些同志经历不同，文化理论水平差别很大，学校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成立特别班。学员有：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和南昌起义时革命委员会秘书长的吴玉章，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的林祖涵(伯渠)，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和何叔衡，广州起义重要领导人叶剑英，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曾任湖南省教育厅长的方维夏，老教育家徐特立，以及王观澜、江浩、钱亦石、钱家潭、李文宜等。他们主要是学习俄语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二是工人预备班。他们主要是补习文化，学俄语和政治常识。其中李剑如是上海的工人领袖，余笃三是武汉的工人领袖。这个班由张闻天和博古任指导员。
军事干部分散在好几个学校。在莫斯科的列弗多沃区，就有几摊子：高级军事学院，即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刘伯承在那里，还有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左权、李必庭和另外两个记不起名字的同志，共6人，所以，刘伯承开玩笑说是马牛羊鸡犬豕。后来其中有两人回国后在暴动时牺牲了。最大的一摊是高级步兵学校，有100多人，伍修权在那里当翻译。炮兵学校，有朱瑞、郭化若、王长礼等在那里。每个学校都有留学生支部，高级步校的支部书记是唐成印，长征时牺牲了；炮校的支部书记是朱瑞。在外地的还有少量的学员，常乾坤等在基辅的飞行学校，常是冯玉祥派去的，后来是新中国最早的空军副司令员。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是专门培养营团以上军官的，待遇很高，除蒋经国外，萧劲光、李卓然、曾涌泉等也转到那里学习。学军事的人，有些是大革命失败前就选派去的。
东方大学还有10来个人，我认识四川的罗世文，通过他认识了乌兰夫和赵毅敏等。那时我年轻，有空就这里转转，那里转转，认识很多人。
当大革命失败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立刻建立起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屠杀政策下，苏联办的这些学校，帮助我们党保存了一大批在国内难以立足的干部，并且帮助他们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这是我们永远铭记在心的!
1928年夏，我到苏联已经一年半了，俄文程度有了提高，可以选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西方革命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像这样比较系统的理论学习，从我来说，以前还没有过，对帮助我确立共产主义信念、提高理论水平是起了作用的。这时，学校把我编入翻译班，准备当翻译。不久，我就担任特别班的译员。特别班的同志，都已年近半百，在大革命中担任过一定的领导工作，我是晚辈。在重庆时，我是吴老的“交通员”，这时在莫斯科相遇，感到特别亲切，所以常去看他，帮他们买点东西。徐老的牙齿缺了，学俄语时“噗—噗—噗”地读不准，但他学习很认真。吴老还利用这个机会研究土地问题和文字改革。刘伯承的宿舍在7层楼上，他眼睛不好，腿又不好，星期天电梯停开，他下楼不方便，我便给他买一些罐头食品送去。中山大学的食堂改善生活时，我常打电话给他，请他来打“牙祭”，他就来了，吃鸡蛋炒饭，还有一点香肠，这在当时的莫斯科是稀有食品。因为伯承的关系，我和屈武、左权等也认识了。
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
经过分化和改组，中大的学员基本上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大革命失败以前进校的知识分子，有的是留校的毕业生。他们俄语比较好，不但在党校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的任副校长，有的是支部局委员，有的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和校内中国问题研究所的实习生或研究生。王明是米夫的翻译，党的六大期间又担任大会的翻译，斯大林和中国领导人谈话时也由他口译。张闻天和博古先后担任过向忠发的翻译。我是翻译班的，又担任特别班的口译。人们称我们为“翻译派”，对领导比较靠近。另一部分人是大革命失败后从国内来到莫斯科入校的。他们中不少是老干部，是大革命斗争中的骨干，被称为“实际派”。
这两部分人经历不同，心态也不同。
“翻译派”自称“新知识分子”，许多人自命不凡，看不起国内的领导人，认为他们不懂理论，认为“实际派”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把中国革命搞垮了。王明更是如此，他瞧不起原来的领导人，讥讽他们不知道怎么革命，甚至骂他们是“罪人”。参加六大的翻译工作后，他到处散布说：斯大林讲革命形势的高潮和低潮问题，中国党的领导人都听不懂，斯大林只好在纸上画。他就吹这些牛，好像只有他懂，中国革命要靠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回想中国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它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共产国际的东方部。
所谓“实际派”，他们对大革命的失败既不甘心，又有埋怨情绪。有的责备领导无能；有的认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鲍罗廷有严重责任，甚至责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王明和米夫盛气凌人地指责这些同志是“右派”、“工人反动派”、“共青团先锋派”和“教务派的残余”等等，帽子满天飞。后来，凡是对支部局有不满的，一律被列为搞“第二条路线”，将反托派反“第二条路线”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捕风捉影地闹出一个“江浙同乡会”事件，把联共党内同反对派的斗争搬到中大来。
“江浙同乡会”是王明为了排除异己而捏造出来的。中大的江浙籍同学，出于同乡情谊，常在一起吃中国餐。一次，在东方大学当翻译的孙冶方，约请董亦湘、俞秀松等老乡在家里聚餐，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开江浙同乡会。无独有偶，蒋经国转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后，月津贴增加了，俞秀松、董亦湘等老乡写信要他作点“贡献”，戏称“缴会费”。事情传到中大的支部局，王明便诬陷这是一个秘密的政治派别组织，不但莫斯科有，列宁格勒也有，头头是原教务派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重要成员有蒋经国、左权、朱务善等，而“工人反对派”是受“江浙同乡会”指使的群众。他企图一石三鸟，这样来打击所谓的“第二条路线”联盟。米夫请“格别乌”派人参加调查。结果，“只发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王明不肯罢休。这时，中共中央派向忠发、李震瀛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届代表大会。米夫和王明就请向忠发到中大来作报告。向忠发偏听偏信，9月14日在大会上放炮，说“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要消灭小组织，领袖和中心人物要“予以严厉的制裁”，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这一来，中大的江浙籍学员人人自危，他们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代表团提出申诉，要求重新调查。代表团指定瞿秋白等处理这件事。这样，王明控制的支部局同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展开了一场调查和抵制调查的斗争，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时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
瞿秋白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来中大查对事实，支部局拒绝合作。代表团经共产国际同意到“格别乌”机关查阅“江浙同乡会”的调查材料，他们又以种种借口予以拒绝。出于无奈，代表团只好通过在中大学习的亲属，像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弟弟瞿景白、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等找人交谈。支部局又说他们是拉帮结伙，想夺学校的领导权；他们和谁来往，讲了什么，都有单子记着，甚至用窃听等极不正派的手段。最后，瞿秋白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依据事实指出：被指控为同乡会负责人的周达文是贵州人，“重要成员”的左权、朱务善是湖南人；而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虽然是江浙人，却和“同乡会”的人观点不同，可见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组织；至于这些学员在一些问题上，确实对支部局有意见，但并不是派别活动。代表团要求王明等提供新的证据，王明等置之不理。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为此组成审查委员会。这时党的六大已经闭幕，留在莫斯科处理未了事情的周恩来参加审查委员会，召集中大支部局负责人和被指控的董亦湘、孙冶方等进行对质，结论是：指控不实，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周恩来在中大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了这个正确结论。米夫和王明反中共代表团的“第一战”输了。为了报这“一箭之仇”，1929年暑假前，在10天的总结工作大会上，又发生了一场斗争。
这时，我已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业余实习生，主要工作是看中国报刊，编写成俄文的简报，每周一次。在我之前去的是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这样，我和他们的交往比较多了。我和博古是同班同学，关系最好，与王明间接一点。六大以后，张闻天和沈泽民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去了，有时还来中大吃饭。我们没有开过会，但都是支持支部局的，代表团的同志说我们骄傲自满，是自封的布尔什维克。
总结工作的党员大会是例行的，但这一次却不寻常：第一，它是在联共党内正在开展反对托派和右派联盟的紧张气氛下召开的；第二，米夫和支部局想借这个时机同“第二条战线联盟”摊牌，所以特地请莫斯科区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到场讲话，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派人参加。在这样的状况下，瞿秋白没有应邀出席，而派张国焘到会作代表。王明已在3月间回国，但他和米夫长期以来对中共代表团散布的流言蜚语，却早在群众中煽起了对立情绪。我和博古担任这次大会的翻译。
会议开始后，区委书记在讲话中全力维护支部局，说它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批评。李剑如和余笃三气愤不过，很不理智地当场起来抵制，会场秩序混乱，不但打断了区委书记的讲话，还不让博古和我翻译下去，张闻天也遭到大家的反对，沈泽民几乎被赶出会场。共产国际的索里茨，在大会的第八天讲话，他严厉批评李剑如等：你们在这里，在莫斯科，无论说得多么好听，都不能完全说明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必须在中国，在流血斗争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证明你们是真正好样的。不是这里，而是那里！
大会对支部局的工作辩论了10天，最后只好付诸表决。李剑如等的鲁蛮行动，既激怒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又失去了许多群众的同情，但即使这样，多数党员宁肯采取中立，也不愿支持支部局。拥护支部局的只有90票，仍占少数。会后，联共中央派人调查，因为米夫和王明排除异己的活动是打着反托派和反右倾的旗号进行的，所以调查报告虽然对支部局日常工作中的许多缺点作了批评，在政治路线上仍给予肯定。这次斗争，表面上是支部局胜利了。暑假后，米夫却去职，由原莫斯科大学的校长威格尔接任中山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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