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文革”前夕的《人民日报》
作者：余焕椿
正当大家感到报纸开始好办了的时候,4月1日,吴冷西透露：彭真受到毛主席狠批；毛主席说《二月提纲》是完全错误的。大家听后犹如晴天霹雳，感到不可理解。唯中央之命是从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如何跟着转这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弯？吴冷西很着急,要求赶快抓从政治上批吴晗,从“罢官”要害上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吴冷西还得知以前被五人小组办公室扣压的两篇“左派”文章,《红旗》和《光明日报》很快要发表,他要《人民日报》力争同时发表,并指定一位副总编辑亲自去《光明日报》商讨。
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的地位已一落千丈,《光明日报》是否买账,尚无把握,还得吴冷西出面央求康生同光明日报打招呼得到同意才行。1966年4月2日,总算求到与《光明日报》同日见报。这篇文章就是戚本禹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的反动实质》。5日,又转载了《红旗》刊出的关锋、林杰写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5日当天,彭真通知吴冷西和另一位分管学术批判的副总编辑到他家里开会。彭真心情沉重,情绪不安。他只说他受到了毛主席批评,他已经向毛主席作了检讨,接着就要报纸立即抓从政治上批判吴晗的文章。
彭真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并未透露毛泽东批评他的内容,后来才不断有一些惊人消息传到了编辑部：
1966年2月的最后几天,毛泽东在杭州对江青、康生说,《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颠倒敌我关系,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针对中宣部曾抱怨发表姚文元文章没有事前打招呼说,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关于开展阶级斗争的决议,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后,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不要打招呼,从不要中宣部批准,而发姚文元文章,却偏偏要向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
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反动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解放小鬼；
我历来主张,凡是中央机关做坏事,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9月就同一些地方同志讲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要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要保护左派,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这是毛泽东长期积压在心中的话。60年代初,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发展,已日益显示出不满。农村的包产到户,工业的物质剌激,教育的双轨制,公共卫生事业集中于城市医疗,文艺上的传统题材和表现形式,等等。这些政策,在毛泽东看来,正滋生着不平等、特殊化、特权阶层和不满情绪,也就是滋生着“修正主义”。尽管毛泽东采取过一些措施,阻止上述情况的发展,但他不满中央一些部门的迟缓行动,怀疑他的一些主要助手半心半意,缺乏热情。毛泽东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最大危险不是国外进攻和威胁,而是国内的资本主义复辟。如果“修正主义者”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篡夺了权力,就可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为防止这一情况出现,不断地反对“修正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必要的。
毛泽东这次杭州谈话,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定。
1966年3月31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和彭真传达了毛泽东发出的警告。4月9日到12日，由邓小平主持，在北京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康生传达毛泽东在上海与他的三次谈话。“会议对彭真进行了批评，康生系统地批评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的‘严重错误’。陈伯达则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彭真的‘严重错误’。他系统地‘揭发’彭真在民主革命的各个时期的‘错误’，进而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的今天，跟不上毛主席的部署的必然性。在讲到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时，他说，党的最大威胁来自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来自邓拓、吴晗、廖沫沙一类的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是为国际上帝、修、反推波助澜的最危险分子”穆欣著（《劫后长忆》）。会议决定起草一个通知,撤销中央发的《二月提纲》。“4月12日，陈伯达将写好的撤销《二月提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送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审阅。14日，毛泽东对《通知》草稿进行修改时，加了一句：‘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劫后长忆》）。会议一结束,吴冷西便找《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有关负责人吹风。吴冷西说,中央正起草一个文件（即《五一六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要报社赶写一篇批《二月提纲》的社论,要求在继续批判吴晗的同时穿插一些批判翦伯赞的文章,并叮嘱,以后学术批判稿件不要再送中宣部审定,要自己独立负责。吹风一完,吴冷西又飞往上海,到毛泽东那里修改文件去了。
吴冷西这番话和他的行踪,给人一种假象,以为这一回同批《海瑞罢官》不一样,在批《二月提纲》中,《人民日报》又能发挥党中央机关报的作用了。但大多数编辑、记者心里都明白,吴冷西同中宣部、彭真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他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军报总编审定党报社论
果然不出所料。1966年4月初,《人民日报》送审有关突出政治社论时,康生发话了。他说,以后《人民日报》的社论,要送《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审阅修改,以免出错。这是前所未有的怪事,但也决非偶然,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必然性。
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了国防部长,并开始主持军委工作,利用军权,急速扩大自己的权力。他为了与江青结盟,满足她夺取文艺界领导权的强烈欲望,对江青倍加推崇。
1966年2月间,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前,林彪对与会者说,“江青在文艺工作方面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等等。会后,起草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亦称《二月纪要》）,这个纪要同彭真的《二月提纲》针锋相对,提出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认为16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建国以来,文艺界被这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和全国批发了中央军委批准上报的这个纪要,要求棍级党组织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二月纪要》矛头所向,已经远远超出了《海瑞罢官》,而是彭真、陆定一和中央高层中的“修正主义分子”。《人民日报》跟不上《二月纪要》的调子,仍按《二月提纲》定下的方针行事,这就不能不激怒林彪与江青一伙。《人民日报》已被逼到了绝境。
此时,林彪开始了他的造神运动,党报同军报开始正面冲突。1966年初,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毛主席的指示是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甚至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力量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林彪对毛泽东思想这一套“创造”性说法,违背了党中央历来对毛泽东思想的严格界定。“七大”开始，党中央都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讲过是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在表述上都有严格规定,不能同马列主义并提,必须写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间必须是顿号,而不能改成逗号、分号或破折号,也不能用“和”字。《人民日报》一直是按照中央这一规定办的,在中央没有决定更改以前,对林彪的“创造”持保留态度,在报上不跟着宣传,完全是认真负责的、有纪律的行为。
但军报为之大造舆论,其它报纸也跟着宣传开了,对《人民日报》事实上形成了压力。为此,只好请示中央。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答复是一致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要考虑国际影响,怎样讲得更稳妥一点,恰当一点。在中央未作出决定之前,《人民日报》可以暂不宣传。后来报社趁总编辑吴冷西去上海之机,请他当面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这种讲法不妥。但报纸已经讲开了,不能马上改,以后慢慢改。”“不妥”,说明中央是一致的,心中有了底。但“不能马上改,以后慢慢改”,操作起来相当困难,编辑部只好凭经验凭感觉行事,在有的报道和文章中同军报唱一个调子,比如涉及中央、大区和省委的文件,凡引用林彪的话的地方,报纸照登。有的报道和文章采取灵活做法,删一句两句,比如1966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三论突出政治的社论,送给军报总编辑审时,唐平铸在社论中加了“顶峰”、“最高最活”两句,发表时编辑部有意删去了“最高最活”一句,以示林彪的“创造”并非定论。
康生在《人民日报》送审三论突出政治社论时,下令以后社论要送军报唐平铸审改,也是事出有因的。《人民日报》被军报和它的总编辑唐平铸盯着,已非一朝一日。1966年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一论突出政治社论时,唐平铸就已告状,指责社论没有引用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发表二论突出政治时,又指责社论违背林彪提出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宣扬政治要落实到业务；到发表三论时,他们终于不顾党报、军报关系,公开出来批评《人民日报》了。
其实,《人民日报》这五论突出政治社论并没有什么错,它是根据邓小平在全国工交系统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的五点意见写的。同是突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讲的就不行,只有林彪讲的才算数,可见当时军报有恃无恐,霸道到了何等程度。
人民日报这样做,确也潜伏着很大危险。因为这个时候,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权威正受到挑战,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林彪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思,投其所好,极力树立毛泽东权威,不惜兴起一个造神运动,同时也为实现自己的野心找条“捷径”。
这一点,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得到了证实。1965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时,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他并不认为个人崇拜有什么不好,而是认为当时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斯诺当时并不理解这番话。1970年斯诺再次访华,毛泽东对斯诺说,我们1965年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特别是北京市委和宣传部门的事,他都管不了,权力不在他手中。
1966年5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更犯下大错。5月3日午夜,军报送来社论清样,意思是要《人民日报》4日与之同天见报。报社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不愿听命于军报,一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提法,便产生了抵触情绪 ,于是决意推迟一天,等军报发表后第二天再登,并以新闻方式处理,将原标题改为新闻标题,突出文化大革命,并以一版登不下为由,进行删节,总的考虑就是淡化阶级斗争。
第二天,唐平铸看了《人民日报》,抓住这条辫子,向新的文革小组告状。康生于5月7日主持会议,追查并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康生说,“人民日报出此大错并非偶然,同报社领导人长期处于中间状态有关”。康生还要《人民日报》写检讨,公开登报。检讨由当事人、副总编辑起草,经总编辑两次修改,还是通不过。最后还得张春桥主持帮助修改。
5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次有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陈伯达宣布他是新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江青为副组长,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和关锋为成员,康生是顾问。会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在更加严厉地批评了《人民日报》之后,说考虑到国际影响,可以不在报上公开检讨。陈伯达还宣布解除吴冷西领导北京各报宣传的大权。人民日报随着吴冷西权力的削弱,地位也愈来愈不稳固了。
谁是未来的总编辑
到了这个时候，人们自然会问：吴冷西不行了，谁是未来的总编辑？
吴冷西之前，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是邓拓。邓拓，从1938年主持《晋察冀日报》（前身《抗敌报》）到1958年秋调离人民日报，整整20年，一直是党中央机关报的组织者、领导者，但他从来就不是“新闻官”。他是总编辑、社长，又是记者、编辑、评论员。他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写了难以数计的新闻、通讯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