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文革”前夕的《人民日报》
作者：余焕椿
邓拓，为人正直，作风民主，待人宽厚，深受人民日报同事们敬重和爱戴。
但是，毛泽东不喜欢邓拓，说“人民日报不听话”。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负责人，他们是邓拓、胡绩伟、王揖、黄操良、林淡秋、袁水拍和王若水（当时王若水还不是《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只是一名理论编辑，是毛泽东点名要他参加的），在座的还有胡乔木、周扬和陈伯达。毛泽东尖锐地批评邓拓，说“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当时，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已经月余，毛泽东说，《人民日报》“按兵不动”，“无动于衷”，“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邓拓不得不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接着，就作自我批评，说“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毛泽东说：“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毛泽东还对几个副总编辑说：“你们真怪，难道你们都同意他（指邓拓）吗？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提。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大概邓拓有德，你们不忍心反对他。我看你（指邓拓）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邓拓感到这最后一句话的分量，觉得是提出辞职的时候了，于是说：“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过这个请求。”
其实邓拓很冤枉，他和编委会哪敢“按兵不动”、“无动于衷”，报社作了宣传计划，也写了宣传文章，都压在代表中央领导《人民日报》的胡乔木手里。这时，胡乔木只好出来解释，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他觉得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
邓拓回报社后，向编辑部作了传达。当时大部分工作人员感到沉重，不理解，并对邓拓产生同情。两个月后，中央决定吴冷西任总编辑，邓拓专作社长，实际上被架空了。有一天，邓拓约副总编辑胡绩伟到潭柘寺去散步。他们两人在曲曲弯弯山路上，在深幽寂静的寺院里，怀着沉重的心情，拖着沉重的步子，谈论着报纸和国家的沉重话题。邓拓向胡绩伟一再表示要辞去社长职务，还说：“如果允许的话，我真想留在这寺里多读点书，多写点文章。”那时，胡绩伟还劝他要作些斗争，邓拓连说“难呀！难呀！”后来胡绩伟说，“当时我还不能完全领会邓拓的心情，深悔当时还不是邓拓的知音”。
1958年9月，邓拓被调往北京市委工作。《人民日报》为邓拓召开欢送会，请邓拓对《人民日报》同事临别赠言。邓拓感慨系之，讲完一番希望的话后，即朗诵一首诗，题为《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16年后，经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邓拓平反，追悼会上有一幅特别引人注目的挽联，那是人民日报社全体同志敬送的：
闽海波涛长城风雪四十年笔战生涯何期奸佞逞凶千古伤心文字狱
燕山血泪云水襟怀百万里长征道路永记忠贞垂范八方泪洒马南□
吴冷西同邓拓不一样。他不坐镇报社，而是“遥控”指挥，有时在钓鱼台，有时在中南海，有时在外地，而外地一般正是毛泽东出巡的地方。他传达精神，布置任务，常常居高临下，给人印象他无时不在中央身边，所以说的话很有分量。编辑部对他传达的“指示”，从不怠慢，都非常认真贯彻执行。
编辑部一般编辑、记者，很难见到吴冷西，社领导见他面的次数也屈指可数。他和大家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但这并不妨碍大家对他的敬重，大家觉得有这样一位贴近中央的总编辑，是《人民日报》莫大的幸运。
可事情在变化。在当时那种法制不健全、办事无规则的情况下，有些事情变化起来真令人不敢相信。从各方面传到编辑部的消息，都说明吴冷西的地位已不稳固，他在中央失宠了。
吴冷西的下台已成定局，但他到底犯了什么严重错误，谁也说不清楚。恐怕有一点是致命的：“不听话。”1966年8月28日，唐平铸说:“毛主席接见我时说,‘过去十几年来，我从来不看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不听话，邓拓跟着彭真跑，吴冷西也不听话，谁知道你听不听？搞不搞独立王国？’”
唐平铸在人民日报社时间不长。1966年5月31日，他跟随陈伯达工作组进报社，6月1日夺权，6月20日经中央决定任代理总编辑。1967年1月17日，因与《解放军报》“一一三夺权”一事有牵连，被揪回军报。两个月后，中央文革小组王力说唐平铸没有问题，重回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并被指定为18人临时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1968年8月，又调回解放军报。唐平铸没有正式担任总编辑，代总编也不过半年，他在人民日报听不听话，听谁的话，听什么话，只有天晓得。
接替唐平铸的是鲁瑛，他是陈伯达工作组成员，工作组中唯一留在人民日报掌权直至“四人帮”倒台的就是他。鲁瑛在人民日报掌权时，《人民日报》只有临时领导班子，没有什么正式名义，1975年才有两个正规一点的名称叫人民日报核心小组、宣传小组，两个组长都是鲁瑛，集党务、编务于一身。这与他的实际能力极不相称。鲁瑛原是上海《解放日报》的一名中层干部，而且“能力很弱”（张春桥语），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在《人民日报》能独揽大权？
1972年底，围绕周恩来敦促人民日报组建班子展开了一场斗争。当时周总理不满意鲁瑛，报社内部不少人批评鲁瑛，认为他政治水平低，业务能力差，担当不起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重任。1971年下半年，不断有人写信告到中央，其中有一封15人参与的信最有影响力，他们几乎都是人民日报资深编辑、记者，有的还是新闻、理论、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这对鲁瑛地位形成极大威胁。但是，“四人帮”支持鲁瑛，周恩来也扭转不了这个局面，最后这15位参与写信的人，一个都没有逃脱被“四人帮”及其在《人民日报》的代理人打击的命运。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鲁瑛自然也跟着下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