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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旁落：“文革”中人民日报夺权纪实
作者：余焕椿
以革命名义王力关锋再夺权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文革"开始走向社会。"破四旧"、"大串连"、抄家、揪"牛鬼蛇神"、揪"黑帮"活动，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和混乱。从6月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实际停止了工作。8月底，全国政协也停止活动。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知名人士遭到迫害，各地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踢开党委闹革命"高潮。半年时间，中国被搅得昏天黑地。
就在这半年时间内，中央文革所有成员都在这乱势之下，为全国范围内全面夺权，出谋划策，做着各种准备工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上海夺权，制造所谓的"一月革命"，为全国树立一个夺权样板。康生坐镇北京，做煽动各地响应上海夺权的思想发动工作。陈伯达、王力、关锋对人民日报实行第二次夺权，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全面夺权做舆论准备。
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的"六·一夺权"并不顺利。他低估了吴冷西的影响，低估了人民日报编辑队伍的水平和能量。尽管"六·一"夺了权，但一些重要部门，像评论、理论等还在吴冷西时代的原班人马手中，他们并不完全听命于陈伯达和他的工作组，许多有识之士虽无力与其抗争，但都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消极抵制或不合作态度，使陈伯达和他的工作组遇到不小的阻力。他曾万般无奈地说："人民日报这个组织，5月31日以后是改良的，不是革命的。人民日报不能改良，要革命。"
6月以后，陈伯达已不常来报社，他正忙于策划全国范围的全面夺权，于是把联系、领导人民日报的工作，交给"文革小组"两名成员──王力和关锋。陈伯达说，"王力主要管人民日报，关锋主要管红旗杂志"。
1月19日，王力到报社接见极力主张夺权的一派，大肆散布极左狂言，鼓动全面夺权。王力说，"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两个字：'夺权'"。"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不能无动于衷。""你们报社死气沉沉，没有革命气息，你们同北京文化大革命没什么联系，可以请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北师大井冈山、首都兵团、政法公社和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进驻报社，参加报社的工作。""人民日报不要不让人进来，欢迎你们（指跟随王力进报社的北航等校学生）监督，这个报不单是他们的，也是你们的。你们外来的应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否把你们办的《红卫兵报》的同志调一部分人来办报呢？""每个办报的同志，首先是文化大革命的战士，然后才有资格办报，不然就请靠边站，养老去，不配在党报工作。""都那么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完全是错误的"，"如果是保字派，就要打一点儿官腔"。
王力还说，"1949年以来，有些人变成了资产阶级"，"这次要彻底打碎一切旧机器，创立新机器"，"要在一切部门，一切领域，凡是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权，都要统统把它夺过来"。
20日凌晨，王力、关锋又来报社，重申支持夺权。王力说，他同陈伯达、康生、江青研究了几点意见：人民日报的权，凡掌握在资产阶级当权派手里、执行反动路线者手里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手里者，统统要把它夺过来，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几个代表手里；赞成报社内一些人成立"监督小组"，监督报纸工作；赞成社会上一些人进驻报社，成立"监督小组"，监督报纸工作；在版面上不发表内部改革的"革命宣言"。
接着，"遵义红旗战斗团监督小组"和"首都红卫兵监督小组"正式宣布成立。会上，关锋讲话特别强调要"火烧理论部"，"砸烂评论组"，"要把理论部的保守势力打垮"。王力甚至说，"理论部还能不能挽救出一两个人来"。
王、关点理论部、评论组的名，是有针对性的。这两个部门在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时，态度消极，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的言行持怀疑态度，对他们"指示"从不以为然。在报社内部，他们坚决反对陈伯达、王力、关锋在人民日报煽动夺权，拉社外红卫兵进报社介入报社运动，砸烂机构，打击一大片等一系列极左做法，并经常以"井冈山"名义贴大字报，表明观点。因此，"井冈山"和理论部、评论组就成了他们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遵义"积极响应王、关号召，趁机压垮"井冈山"。当夜，他们在报社涂满了"砸烂理论部"、"火烧理论部"、"砸烂评论组"、"摧垮顽固保守势力堡垒"等大标语，广播里不停地播放王力、关锋的讲话录音，公布"社内监督小组"、"社外监督小组"成立通告，宣布全面"夺权"。
2月5日，人民日报根据王力"人民日报、广播电台、新华社要成立三角人民公社"的"指示"，于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同一天，成立了"人民日报公社"。但好景不长，2月12日，毛泽东把张春桥、姚文元召到北京谈话。毛泽东说：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后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复杂问题，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上海人民公社"只存在20天，便改名"上海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公社"也随之消声匿迹。
毛泽东虽不赞成上海政权叫"上海人民公社"，但对上海"一月革命"给予了很高评价。毛泽东说，"文汇"、"解放"两报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毛泽东还通过由"中央文革"起草向上海各造反派团体发的贺电，对"一月革命"表示完全支持。贺电说："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榜样"。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人民日报》在王、关的直接控制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将上海"一月革命"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1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对上海夺权的所谓经验加以总结："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进攻，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说，这是毛泽东"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的经验，他们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
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自己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社论号召，"自下而上地夺权"，"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从1967年1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起，到1968年9月西藏和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止，《人民日报》接连发表29篇祝贺各地夺权"成功"的社论，题目虽不相同，什么《东北的曙光》（黑龙江）、《西南的春雷》（云南）、《天翻地覆慨而慷》（江苏）、《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内容却千篇一律，基调就是"夺权"，什么"全国夺权形势大好，就是好，就是好！"，"夺权！夺权！！夺权！！！"，"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派"等等。
除了发社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还要登一篇致敬电，内容也是千篇一律，极尽歌功颂德，宣扬个人崇拜，表示忠心之能事。什么"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我们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盘踞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了，都夺回来了！"什么"凯歌高奏，红旗漫卷，在欢庆胜利的节日里，我们欢呼！我们跳跃！我们热血沸腾！千言万语涌心头，心潮逐浪热泪流，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什么"千年垂史，在您的指导下，由我们来谱写--谱写成您的光辉思想颂歌；万里山河，在您的指导下，由我们来安排，--安排成您光辉思想的新天下！我们永远永远是忠于您的新一代！"……有的贺电为表达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决心，甚至整段整段用语录编写而成。一篇社论，一篇贺电，互相配合，不仅造成夺权声势，也造就了一个全新的"假大空"八股风。
这段夺权舆论，堪称报业史上的一大发明创造！
"批邪运动""四人帮"夺权得手
人民日报"六·一夺权"后，机构和人员一直处在混乱和不稳定之中。
夺权前，人民日报实行编辑委员会领导制，编委会由正副总编辑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19人组成，正副总编辑为常委。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带领唐平铸、鲁瑛等8人组成的工作组进报社，将吴冷西等19名编委，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由他们指挥一切。
6月20日，陈伯达宣布唐平铸为代理总编辑。三个月后，人民日报成立党委会，变编委制为党委制，唐平铸任第一书记。1967年1月17日，唐平铸被军报揪回，人民日报党委陷入瘫痪，随即自行解散。3月18日，王力出面说唐平铸无问题，并指定他牵头，组成一个18人的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报社全面工作。但这个"临工委"毫无威信，根本担当不起报社的运动和业务，令上面"头痛"。
1968年10月，"中央文革小组"又组织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四百余人进驻报社，领导报社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12月，"工宣队"全部撤出。1973年12月，"军宣队"除少数人员外也全都回了部队。
1970年庐山会议后，陈伯达垮台，张春桥、姚文元趁虚而入。当时有人反映，目前报社的状况是"上面是无主义政府，下面是无政府主义"。1972年8月8日，张春桥、姚文元找人民日报鲁瑛、吴冷西、崔金耀（军宣队政委）等6人谈建立人民日报领导班子问题。张春桥说，"现在也不是完全无政府，军宣队，宣传组，再加上在座的几位"。"鲁瑛作为报社的领导，我说他弱得很。文化大革命初期调来北京，不是要他来当领导的。现在成了这个局面，目前只能如此"。这番话当然是讲给鲁瑛以外的人听的，目的是要大家支持鲁瑛的工作。张春桥说"你们各位要在影响所及之内，把工作推动起来"。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机毁人亡，毛泽东重又让周恩来管人民日报。周恩来深知鲁瑛的水平，鲁瑛主持人民日报的工作，文理不通、标点不对的社论稿子也往他那里送。周总理曾无可奈何地对鲁瑛说："你们以后不要让我当小学教员好不好？"1972年7月12日，周总理召集外贸部、外经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外事干部开会。会上，就法国内阁改组的新闻位置放得过低，批评了人民日报。周恩来说："你们究竟是谁专政？校对专政，还是排字工人专政？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嘛！""你们自已组织个班子，看大样，行不行？你们搞一个集体领导行不行？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轮流值班，看大样的人要统观全局。"鲁瑛对总理的批评无动于衷，回报社既不传达，也不执行。
7月14日，周总理再次召集涉外部门领导干部开会，批评当天《人民日报》处理新闻不当，问鲁瑛："你们看大样的班子组织起来没有？"鲁瑛说："这两天我病了，还没有组织起来。"周总理很生气，严厉批评说："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在周总理一再催促下，报社成立了由鲁瑛、陈浚、王揖、潘非、崔奇、王若水等人组成的临时"看大样小组"。
1975年2月，人民日报建立起新的领导班子：12人组成的"党的核心小组"和19人组成的"宣传小组"。两个小组吸收了几名"解放"了的原正副总编辑，吴冷西、胡绩伟、安岗等，但只是做做样子，两个小组的组长还是鲁瑛一人担任。但这并不意味着鲁瑛地位的巩固，也不意味着人民日报的权完全被张、姚所掌握，因为周总理还管着人民日报。只是到了"批邪运动"之后，人民日报才完完全全地落入张、姚之手，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
这场批邪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呢？还得从头说起。
林彪集团的覆灭，毛泽东重新委托周恩来主管人民日报，报社同志十分高兴。但鲁瑛等人不高兴，张、姚更不高兴。他们不能容忍《人民日报》这个重要的舆论阵地再落到周恩来手里。于是，他们寻找机会，上排挤周恩来，下打击报社革命群众，稳住鲁瑛的地位。
1972年机会来了。先是一块版引起的轩然大波，后是王若水的一封信导致一场"批邪运动"。这两件事都是为了宣传上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批林是批"左"还是批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