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文革”中舆论导向的扭曲（下）
作者：余焕椿
到了6月，江青一伙再次发难。6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大讲“儒法斗争史”，要求写文章批“现代的儒”。江青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如果有，希望你们提出一篇。”接着她又带领“梁效”（即“两校大批判组”）写作班子的一批人到天津，宣讲“儒法斗争史”，煽动揪“现代的大儒”。会上，江青让她手下的人读一份外国电讯，借外国人之口向与会者交底：“中国当前斗争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的斗争。”并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代的大儒”。她还授意“梁效”撰写《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法家代表人物介绍》等文章，以评武则天、吕后为名，吹捧她自己。
“四人帮”的许多荒谬观点、歪理邪说，总是先通过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唐晓文”等文章散布出来，然后用《人民日报》社论来肯定这些文章的重要性和合法性，通过发社论来引起人们对这些文章的注意和重视。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四人帮”“组阁”失败，人心鼓舞。但是，“四人帮”对四届人大不满，在大会召开之前，姚文元向鲁瑛打招呼：“四届人大不写社论。”大会结束之后，他们也不积极宣传，却抓住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做文章，再一次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和许多党政军负责人。他们根据自已的需要，从毛泽东的指示中找到了继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的武器：“要限制资产阶级权利。”1月28日，姚文元要鲁瑛就这个问题写社论，说“这个问题与人民日报关系很密切”。姚所说的“很密切”，是指1958年人民日报在讨论资产阶级权利问题时，许多同志对张春桥写的文章《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中，否定按劳分配提出过批评，张春桥一直耿耿于怀，寻找报复机会。现在机会来了，张、姚可以通过社论，大谈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权利，既算旧账，又算新账，冲击对四届人大各项任务的落实。
2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按照“四人帮”的需要写的。姚文元在审稿时加了一切修正主义分子“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尚有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加以必要的限制”。江青在稿上批：“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可以举一点例子”。姚文元立即附和：“这个问题很重要。”社论一发表，大家议论纷纷，不知上头又要干什么。姚文元听到对社论的许多不同意见后，对鲁瑛说，“你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些反映”。所谓“研究”，就是反驳。事后，他们把许多正确意见视为错误意见，在报道和文章中进行批判。
由于“四人帮”借批判资产阶级权利，使各方面制度出现混乱，生产明显下降，需要发表一些把经济搞上去的文章。但“四人帮”不甘心，仍坚持批资产阶级权利，在3月10日发表的《抓理论学习促工业生产》社论，再次宣扬这一观点。3月5日的社论送审稿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企业管理方面，有些同志不是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不是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是总想搞点‘物质刺激’之类的东西。”邓小平审稿时在“物质刺激”下边划了双杠，并注：“鉴于最近上海某单位发生的关于简单取消奖金的事情，我建议在这个社论里暂时不提这个问题较好。”因为那个单位取消奖金后，冲击了企业管理制度，生产出现混乱。当时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姚文元尽管对邓小平的意见不满，也不敢公开反对。于是姚耍了个花招，让鲁瑛给他写一封保留批“物质刺激”的信，信是姚文元口授的。信中说，“加了几句有关经济政策的制度问题，要持慎重态度。这样，社论中提到‘物质刺激’的话似可保留”。姚文元又批：“再送小平、春桥同志一阅。似可同意编辑部所改。”社论就这样见报了。到了1976年1月27日，鲁瑛又将邓小平在社论上的批件复制交迟群，要编入诬陷邓小平的材料中。2月7日，鲁瑛又将邓小平的批件作为“热衷于修正主义‘物质刺激’那一套”的“罪证”，登在人民日报的《学习简报》上，上报中央，混淆视听。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期间，对所谓经验主义的批判也闹腾了一阵子。“四人帮”反经验主义，也是反周恩来，反邓小平，以及许许多多老同志。
5月27日，对“四人帮”来说，又是个不好过的日子。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意见，开会批评“四人帮”。邓小平在会上说：“批林批孔，又提出了批走后门，当面点了很多人的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却又提出了主要危险来自经验主义，并且来势凶猛，别的事情都不那么雷厉风行，批经验主义却是雷厉风行。主席提出了三个大问题，但却钻出这样三件事，倒是要提一个问题，问一问这是为什么？”
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中国古典小说《水浒》，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变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投降。”姚文元知道后，觉得机会又来了，可以借题发挥，逆转方向。第二天，姚文元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还提出将毛的评论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和转载评论文章”。
当天夜里11点，姚文元就向鲁瑛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让报社组织讨论，领会精神，写一个宣传规划。姚文元还要报社写社论，怎么写都想好了。姚说：一、社论不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全引出来，不引这一段：“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投降。”二、社论如何评《水浒》的现实意义，要引用他给毛泽东的信的内容。三、把小说中的宋江投降，引伸到“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要“学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9月4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就是按姚文元布置的精神写的。社论说，“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社论制造了一种将要开展尖锐阶级斗争的气氛。“四人帮”在各种场合暗示投降派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