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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舆论导向的扭曲（下）
作者：余焕椿
“反击右倾翻案风”诬陷邓小平
1975年初，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周恩来逝世后，邓小平便成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
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也全文刊载。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1974年12月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综上所述，集中一句话，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说，毛泽东1959年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书写的批语中说，“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张春桥强调，“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他还说，“林彪搞经验主义”，所以“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要警惕”。
同一天，《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把马克思表达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交换原则所使用的“资产阶级法权”，说成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其目的就是为划分“党内资产阶级”和“揪走资派”制造理论根据。姚文同张的讲话一样，也强调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社论说：“1959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十多年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轻视理论轻视坚持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重要性，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他们的实践带有很大盲目性，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这篇社论是继姚文元3月1日文章之后，鼓吹反经验主义的又一动员令。
这篇社论的第一稿并没有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姚文元看后提出要加上。结果就照抄了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蓄意歪曲毛主席指示的内容，说“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毛主席指出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3月12日，送二稿给姚文元审，姚在这句话旁边批：“应该说明。”3月15日第三稿，姚文元看了仍不满意，就亲自动手修改，加了一句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人，“轻视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重要性”。姚文元的三次修改，强调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暗示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人犯过路线错误，矛头仍是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和一大批富有经验的领导同志。两个月内，《人民日报》发表反经验主义的评论、文章、新闻多达二十多篇，“火力”既集中又猛烈。
邓小平就反经验主义问题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己见，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同意邓小平意见。他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意图也有所察觉，不想让批经验主义扩大开来。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反经验主义宣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错误。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在谈到“反经验主义”问题时，毛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我放过了。”并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毛泽东还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一种表现”。
当然，“四人帮”不会就此罢休。1976年2月，人民日报宣传小组按照姚文元旨意给“四人帮”写了一份批“三项指示为纲”的报告，并炮制了一篇题为《评“三项指示为纲”》的文章，署名梁效、任明（人民日报“人民”的谐音），发表在2月29日《人民日报》一版上，开始制造新一轮反对邓小平的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
文章一开头就说，“‘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是党内那个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来的”，目的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文章还说，“‘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右倾翻案势力就迅速地聚集在这面修正主义旗帜下，大搞复辟活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同当年的孔老二一样，公然以复辟自居，说什么‘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于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就刮起来了，越刮越凶”。文章攻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唯生产力论”，煽动群众不为搞好生产做“嫁衣裳”。诬蔑实现安定团结是“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并引出毛泽东的话：“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泽东的话是怎么来的呢？当邓小平在实行全面整顿时，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即1974年12月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远新在1975年9月底到11月初，多次在毛泽东面前歪曲汇报情况，攻击邓小平。
毛远新说，他“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表示“担心中央，怕出现反复”。毛远新还说，“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毛泽东正是听信了这些挑拨性汇报后讲上述那段话的。
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还谈到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的问题，替迟群、谢静宜说了好话。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还说“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这又把刘冰等人的信，同邓小平联系起来了，因为刘冰告迟、谢的信是通过邓小平转上去的。康生这时已经病入膏肓，仍改不了陷害狂的本性，在邓小平问题上火上加油，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远新谎报“军情”，康生趁机进谗言，无疑增强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疑虑，于是便抓住刘冰给他的信的机会，开始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年11月下旬，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1976年2月25日，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代表党中央讲话说：“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3月，中央发出《毛主席重要指示》，指名批判了邓小平。在此前后，“四人帮”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开展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即邓力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胡耀邦、胡乔木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国家计委根据国务院指示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把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推向全国。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加大火力，发表了《翻案复辟的自供状》（1976年4月3日），诬蔑邓小平“崇洋媚外，露出一副买办资产阶级的洋奴相”。姚文元要《人民日报》“不要搞部门经济学”，要腾出版面来搞“批邓专版”。从2月20日至10月初，《人民日报》共编发52块版，242篇文章，疯狂地反邓小平。
1976年4月间，全国爆发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际上显示了人民对于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的拥护和支持。但是，“四人帮”倒行逆施，他们利用人民日报内参，于4月8日，编写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公开报道，把人民抗暴行动，诬蔑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行动，诬蔑邓小平是“中国的纳吉”，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就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发表的当天，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被撤销了，邓小平再度被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