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雨雪风霜话秋白
作者：陈铁健
既然莫斯科认为发动北伐战争的时机尚未成熟，维经斯基一到上海，立即劝说陈独秀和中共中央降低北伐的声调。1926年7月7日，北伐出师前两天，陈独秀遵命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说是北伐时机尚未成熟，现在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吴佩孚的南伐。维经斯基说，陈独秀文章是在与远东局成员长时间交谈后写成的，是完全正确的，是党对北伐战争的唯一正确立场。远东局的另一俄共成员拉菲斯也作如是观，说是这样一来，党的方针就纠正过来了。随即召开的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政治报告，也对北伐采取消极态度。
陈独秀反对北伐文章发表后，引起国民党人的批评和攻击。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也持反对意见。8月7日，瞿秋白撰写《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见》一文，全面阐述正确的北伐观，对北伐战争采取积极支持的立场。指出“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中共党刊《向导》拒登此文。直到同年12月14日，拉菲斯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工作的报告》中，将远东局“在6月至8月间没有正确对待北伐”，作为其工作“重大错误和缺点”之一加以检讨时，才算对瞿秋白在北伐问题上所采取的积极态度予以肯定。
瞿秋白还参予远东局考察团，到广州全面了解“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以及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维经斯基根据莫斯科确立的在中国实行谨慎政策的需要，在9月22日写给莫斯科的考察报告中，认为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在1925至1926年期间所采取的“左倾政策”，是导致“中山舰事件”的重要原因，提议撤销鲍罗廷驻华代表职务。瞿秋白则倾向于鲍罗廷采取的“迎汪（精卫）倒蒋（介石）”策略，他回上海后向中央写的《秋白由粤回来的报告》，表明他已觉察蒋介石有野心，主张联合“左派”以代替蒋介石，否则“将来形势非常危险”。
远东局本来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到广州纠“左”，以便贯彻谨慎策略。然而，10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否决了远东局关于召回鲍罗廷的建议，决定鲍罗廷直接听命于莫斯科，远东局一切决议和举措须同鲍协商。莫斯科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原因何在？国民革命军的胜利推进、武汉的攻克、两湖地区群众运动的高涨，这一切使莫斯科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估量空前乐观。9月23日，斯大林告诉莫洛托夫：汉口不久将会成为中国的莫斯科。鲍罗廷扶植国民党左派、限制和削弱蒋介石权力的策略，又开始为莫斯科所垂青。先后发生的迎汪运动、迁都之争、恢复党权和国民党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自“中山舰事件”遭压制以来所取得的不小的胜利。然而，左派的胜利只停留在纸面上。表面上看，扶植左派的策略可谓道顺理合，绝对不错。问题是：第一，谁是左派，必须看准。不能是软弱动摇的左派，更不是口蜜腹剑的假左派。莫斯科、鲍罗廷与中共拥戴的汪精卫，恰恰就是一个假左派。第二，不能把希望只寄托在左派身上，必须自己有力量，特别是武装力量。实际情况是，除了叶挺独立团等少数部队能够掌握，中共和左派几乎是无拳无勇的空手革命派。军事斗争靠实力，政治斗争也非有实力不可。左派们有党权，蒋介石有军权，左派的基本策略是党权限制军权，幻想用党纪、法规、舆论制服蒋介石。但是，在手握枪杆子的蒋介石面前，虚夸党权的左派们，是那么苍白无力。事实证明，胜利者是军权，而非党权。
瞿秋白的主张和意见，尽管不无可取之处，却难以为莫斯科变来变去的对华策略所容纳，更不能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他的有限度的独立思考，注定不会得到完满的结局。相反，在集权专断的政治和组织体制中，坚持独立思考，坚持不同意见的正直的共产党人，其命运必定是坎坷多舛，磨难重重的。
夹在鲍罗廷和罗易之间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打到长江一线。随着国民政府由粤迁鄂，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莫斯科各路驻华代表、国共两党领袖一时云集于此，武汉似乎真的成了“中国的莫斯科”。此前，蒋介石挟北伐的威势，从南昌一路杀到南京、上海。而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也不甘示弱，经莫斯科批准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共产国际领导人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为根据，宣布中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战略方针。向这条道路过渡的保证应是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开展土地革命及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要求把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同农民土地革命方针结合起来，要求在国民党内排挤右派，发展群众运动的进攻态势。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相互排斥的荒谬的方针。上海武装起义促使蒋介石与江浙资产阶级合作，加快实行他与中共和武汉政权的决裂；引发英国军舰炮击南京，张作霖袭击苏联驻北京使馆、封锁苏联驻沪总领馆。而在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在蒋介石实行大屠杀前夕，部署总罢工和夺取租界，以反击蒋介石时，却遭到莫斯科的断然制止。斯大林一厢情愿地试图尽可能长时间拖延宁汉之间的分裂。
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决议，意见分歧，不能统一。彭述之反对这个决议，陈独秀不清楚决议是对是错，瞿秋白则完全赞成。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认为彭述之的观点正是托洛茨基的主张；瞿秋白是值得信赖的。正是在这样背景下，瞿秋白很快写就《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并在武汉迅速刊印。5月间，当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时，这本小册子就赫然摆在每个与会代表的面前。瞿陈之间由来已久的分歧，是在共同执行莫斯科的路线方针、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产生的。他们背后既有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影子，也有两个人的独立思考和自我判断。瞿秋白从1923年到1927年所发表的大量文章，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如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等等。《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是在上述思考基础上，对中共党内分歧和争论的总结。它得到中共党内不少同志的赞同，更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首肯。前来指导中共五大的新代表罗易、已被撤销的上海远东局成员纳索诺夫、阿尔布列赫特、曼达良等都称赞瞿秋白的言行。
莫斯科时而谨慎，时而躁动，令人无所适从，徒增混乱。1927年5、6、7月近百天里，从莫斯科、上海、广州来的革命指导者们，对共产国际决议的理解和中国革命策略的制定，诸如对于军事斗争、工农运动、组织发展、对外交涉、土地问题、国共关系等等，自视高明，各有一套。据张国焘、蔡和森说，中央政治局变成谈话会，罗易说完，鲍罗廷反驳，陈独秀、瞿秋白和维经斯基也卷入争论。罗、鲍之间不停的争论，加剧了中共领导层的分歧和困惑，其实质是中国革命实践与共产国际指导之间的矛盾。如前述，中共遵命发动上海武装起义后，引起蒋介石不满。为了拉住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继2月下旬派维经斯基到九江面蒋，修复与蒋关系之后，又在4月7日决定，拟派维经斯基再赴上海与蒋联络，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罗易也准备与蒋商谈革命力量统一问题。鲍反对，罗仍坚持己见，于4月12日电蒋，表示愿赴沪访蒋，弥合宁汉分歧。就在这一天，蒋以血洗上海宝山路，表明他的反共决心，十天后才回电谢绝罗易来访。在反蒋问题上，瞿秋白更接近于鲍罗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