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雨雪风霜话秋白
作者：陈铁健
土地革命，是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对华政策的核心，但从莫斯科到驻华代表乃至国共两党，全然没有一套具体办法加以实施。一些地区放任游民无产者掌控农民协会，做出许多过火行为。城市群众运动则动辄罢工、加高薪、缩工时、随意捕人、私设公堂、断绝交通、没收店铺，造成物价飞涨、市场萎缩、失业者剧增。武汉政府控制的湘、鄂、赣三省财政收入锐减百分之六十以上，武汉政府拖欠北伐部队军饷，不仅影响北伐作战，而且政府自身也难以维持。国民革命的大联合，应该是工农兵学商大联合，而不只是工农的联合。国民革命军中不乏出身于地主士绅家庭的官兵，是大联合的重要成员。既要求他们对军阀英勇作战，又在他们的家乡分田抄家乃至诛杀其亲属，这究竟是巩固还是分裂大联合？武汉政府发布纠正群众运动失序过火的法令，对于维护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不能认为完全错误。陈独秀在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联席会议上发言指出，我们如果想同国民党合作，问题主要在农民。第二、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都是湖南的部队，军官们几乎每天都收到来自家乡的坏消息，家属被戴高帽游乡、土地被没收、父兄被逮捕，如此等等。整个湖南现在出现两个极端，将军们要镇压农运，农民们想要平分土地，甚至想平分一切财产。纠正幼稚的过火行为，不是让步。我们目前暂时不提出土地问题，目的是为了有时间准备我们的军事力量，以便对付那些不可靠的将军，有朝一日把他们打倒。鲍罗廷也说，要在群众运动方面有组织地实行退却，而不是继续进攻。这时，军队由北伐初期的赞扬和支持农民运动，转而敌视农民运动。“这太无法无天了！”“革命革到老子头上来了！”“继续这样搞下去，上面也不理，我们底下就只有造反了！”（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发动反共兵变，皆由农民运动中过激行为所引发。瞿秋白一向重视农民和土地问题，但面对纷繁多变的现实，他也没有确定的主张。他先是批评陈独秀、彭述之、维经斯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让步政策，对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叫好，极力促成它的出版。但在国民革命军将领的强烈反对和军事、财政危机面前，他开始对莫斯科的激进政策表示怀疑。尽管他在许克祥兵变时主张坚决反击，不能认“过火”的错，但从他受中央委托负责中央农民部工作之后，对土地问题的态度更加犹豫。中央致共产国际的大多数电报，经政治局讨论后委托瞿秋白起草，由陈独秀签署发出。电报反映的思想观点既是中央的，也是瞿秋白的。6月15日电报认为，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特别迅速，其主力多是失业和无地的农民。他们不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平分一切财产，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农之间的冲突。由于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都抱有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变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为。鲍罗廷对此表示赞同，他说没收土地是一个过程，首先应该实行减租，反对土豪劣绅，最后才是没收土地。瞿秋白随后提出一个土地政纲草案，将土地问题暂时限定在减租减息、保护佃农、乡村自治的水平上。
工农群众运动的作用越大，一旦形势逆转，他所遭受的损害也越重。蒋介石反共“清党”，首先殃及的就是工农群众。群众运动完全不可战胜的神话，早为中外历史所否定。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没有武力和政权做后盾，群众运动的成功难以达到，而其失败则是必然的。
在对国民党的关系方面，鲍罗廷与罗易意见截然相反。前者主张退却让步，后者主张进攻，进攻。其根源在于，鲍多从实际政治需要出发，注重力量对比，变换具体策略，以求达致既定目标。罗易则多从理论分析着眼，重原则轻措施，不计实际得失，空谈胜于实干。但是，随着武汉局势日益恶化，鲍“玩策略”的做法越来越不管用。正在这时，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制定新的对华政策，即“五月紧急指示”到达鲍、罗之手。五月紧急指示虽然更为激进，却有一个不能超越的前提条件，即每项具体措施都要在不使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则下贯彻执行。而在事实上，汪精卫主持下的武汉国民政府，既不可能实行土地革命，也不会听任中共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更不允许新的工农领袖进入国民党领导机关，至于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尤其不为汪所接受。
五月紧急指示，6月1日传到中共中央，又引起一番争论。鲍罗廷、陈独秀早已主张退却让步以维系国共合作，对五月指示自然表示异议。认为实行过火的群众运动与北伐战争并举、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并存的政策是荒唐可笑的。政治局多数委员也表示无法执行五月紧急指示，因此未在党内传达。罗易认为执行紧急指示刻不容缓，并将五月指示副本送给正在策划“分共”的汪精卫看，无疑授人以柄，愚蠢之极。罗易这一严重错误，遭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反对，莫斯科迅速将罗易召回苏联。
为了拉住汪精卫，鲍罗廷、陈独秀等热衷于“东征讨蒋”，看重唐生智和冯玉祥的武力，求解武汉困局。唐生智是一个投机者，一度要求加入中共以取得俄援和工农运动的支持，不久即转而反共。势单力薄的汪精卫，只能看唐生智的眼光行事。冯玉祥在苏联援助下，得中共帮助，由陕西南进，5月底攻克洛阳。6月初，与唐生智北伐军在陇海路会师。汪精卫赶往郑州与冯会谈，拉冯反蒋。冯左右逢源，力促蒋汪合流，劝汪不受中共左右而使国民党分裂，实则维护蒋介石。一周以后，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会晤，冯要地盘蒋给地盘，冯要钱粮蒋给钱粮。会晤结束当天，冯即致电汪精卫，要求汪明令驱逐鲍罗廷公开反共，并在自己部队和辖区内清共。风雨飘摇中的武汉，形势愈加紧张。瞿秋白一面发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危机》一文，指出当前迫切任务是夺取“革命领导权”，“进攻新军阀”，“巩固扩大革命”。另一面，接受中央委托起草“集机会主义之大成”的主张全面退却的《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在7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通过。19日，鲍罗廷在提议起草全体共产党人示威性退出武汉政府宣言后，即拉上瞿秋白随他赴庐山。此时，汪精卫已选定依靠唐生智武力实施反共。
汪精卫一生，以受私利驱动而反复无常著称。汪于1926年“中山舰事件”中被蒋介石逼迫出国。1927年春，汪从欧洲归国前，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向汪发出愿意支持汪返华重新掌握政权的信息。汪抵达莫斯科，斯大林等与汪秘密会谈，许诺提供1500万卢布支持他对抗蒋介石。汪回到上海后便与陈独秀共同发表《汪陈宣言》，信誓旦旦地表示与中共相互尊重，事事开诚。但他到武汉不久，便发觉事情并非像他事先预料那样乐观。他难以接受工农运动走向不受控制的局面，更难以容忍莫斯科和中共来支配国民革命进程。汪很清楚，倘若离开国民党，他对苏对共都不会有多少价值。当张作霖查抄苏联驻华使馆，陆续公布国民党得到苏联秘密援助的文件后，汪于6月17日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随后，通过罗易致电莫斯科，要求兑现斯大林许诺的1500万卢布。斯大林回答只能给300万到500万，他既不愿多给钱，又想拉住汪精卫反蒋，可谓如意算盘。可是，这区区几百万卢布对财政危机的武汉政府犹如杯水车薪，远不足以用来吸引各方武装为它卖命，更不足以使汪舍弃他在国民党中的声望和地位，继续与中共联袂反蒋。而突然翻脸的冯玉祥投入蒋介石怀抱，又给汪精卫当头一棒。面对四分五裂的武汉政权和斯大林的出尔反尔自食其言，汪精卫终于现出反共真面目。莫斯科策动的中国大革命彻底失败。
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以国共合作名义发动中国革命，用大量金钱、军火资助国民党，武装蒋介石。“中山舰事件”后，大批苏联军火运抵广州时，陈独秀提议从中匀出5千枝枪给广东农民，这一小小要求也被鲍罗廷拒绝。名为国共合作，实乃国苏合作，在莫斯科指导者看来，共产党人奉命加入国民党，只是扮演一个小伙计角色。蒋介石一旦羽翼丰满，实行“清党”反共，莫斯科指望在中国建立为其推行世界革命效力的亲苏政权的梦幻破灭。驻华代表们可以溜之大吉，遭殃的却是中共党人和工农大众。为了在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争论中占居上风，斯大林竟把他遥制指挥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中共中央和陈独秀。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斯大林还说中共中央执行了正确路线。两个月不到，他就指责中共中央违背国际指示，变成了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7月9日，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肆意辱骂中共：是“各种人物的大杂烩”，“没有一个能够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内情（社会内情）的马克思主义头脑”，“对领导权一窍不通”。“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的原因所在”。编辑这些档案的俄国学者严肃地指出，斯大林的这种攻击是“不公正的”，“这表明他是把莫斯科方针遭到失败的罪责推到中共身上的首倡者之一。”
斯大林带头推卸责任，布哈林等如法炮制，洗刷自己。在此前一天，即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秘密会议，一致通过布哈林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并决定起草公开声明，“批评中共中央的错误”。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盖源于此。而真正的责任承担者却逃之夭夭。（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