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回忆陈云同志对我的教诲
作者：袁宝华
延安时期，毛泽东给中组部提出的任务有三条：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调配干部。1941年初，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强调要进行调查研究。当时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分工，用陈云同志的说法就是：有些人要当“门市”,有些人要搞干部政策研究。我们这些大学生、知识分子干部，是做“门市”的工作，即接待干部、分配干部、与干部谈话等。陈云同志要求我们不只是做好干部流动、分配等事务性工作，还要掌握党的干部政策，研究干部政策。他要求我们要做调查研究，多找一些从前方、后方，边区、基层来的干部谈话，取得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研究干部政策和干部问题。例如，大批来延安的青年人中，知识分子很多，知识分子干部问题就需要很好地研究。又如，当时延安非党员干部比较多，一批从大后方来的文化人多是非党员干部，也需要研究他们的问题。陈云同志曾经组织干部科的同志，找非党员干部谈话，一个一个地谈，一谈就是一天。干部科的同志也到各单位去，与干部部门的同志一起，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中央组织部起草了好几个有关非党干部政策和干部问题的文件。
在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对秘书处的工作也十分重视。他对秘书处的同志说，除了秘书长要负责更多的工作外，秘书科的四个大专学生都要进行“奴隶劳动”。他形象地讲：在原始社会，人们是“癞蛤蟆打苍蝇——刚够嘴”。经济真正发展起来是从奴隶社会开始的，奴隶社会有了商品，商品是靠奴隶劳动得来的。你们在这里当“门市”、站“柜台”，就是从事“奴隶劳动”。只有这样才能给干部科的同志留出充裕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从事“高级的劳动”。他还说，没有奴隶社会的奴隶劳动，就没有希腊、罗马的灿烂文化，正是奴隶劳动养活了一批文化人去进行文化创造。一开始，大家议论时还不理解自己怎么进行“奴隶劳动”？后来想一想陈云同志说得是有道理的。机关也要有分工，一部分人忙事务性工作，做点牺牲，才能换来大部分人有计划、有秩序地工作，不致于大家都处于忙乱之中。
身体力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陈云同志一向重视抓干部的学习，我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参加的第一个会议就是学习会，他主持全体干部学习《共产党宣言》。这本书是延安出版的，每人一册。陈云请柯柏年为我们辅导，念一段，讨论一段，陈云还向辅导员提问题。他组织我们学习《反杜林论》，请吴亮平来辅导，《反杜林论》就是他翻译的，尤其是学习其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部分，也是念一段，讨论一段，我们提出许多问题。那时出席“七大”的代表，有不少住在中央组织部。如陶铸同志，他是鄂中地区的“七大”代表，就住在中央组织部，也参加我们的学习。每一次学习，他都抱一大摞马恩列斯的著作，引经据典，与人争论起来，也争得面红耳赤。这些学习，是我一生中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收获最大、感受最深刻的。
1941年11月，中央机关召开了精简以后的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毛泽东到会讲话。会议地点在中央办公厅门口的小广场，会议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主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听他讲话。毛主席给我的突出印象是很朴素，很随和。当时延安的生活已经好转，可毛主席还穿着一件有补钉的大衣。他看到门口有几个孩子，便走过去和他们打招呼。我至今仍然记得毛主席那天讲话的内容，他主要讲了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他说：“你们可不要小看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也是个主义呢！”他说，过去我们湖南人看到外国人手里提个文明棍，穿的裤子裤缝都是直的，于是断定外国人的腿不会打弯儿，要不为什么裤缝是直的，走路还要拿棍子呢？毛主席通过深入浅出的解释，深刻地说明了主观主义的巨大危害。他指出，中央机关的任务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掌握正确的政策，主观臆断不能了解真实情况，不能了解真实情况怎么能掌握正确的政策呢？必须反对主观主义，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毛主席说，我们不了解外国，现在又不能到外国去调查研究，可是有外国人在延安，应该向这些人作调查。他风趣地讲，印度援华医疗队有个巴苏华，就在延安医院工作，你们要了解印度的情况可以去找他；要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可以找阿里阿罕；要了解日本的情况，就找日本战俘。当时延安办了一个日本工农学校，前方送回来的日本战俘都在这里学习。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张闻天、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亲自带头，到农村、到工厂进行调查研究。陈云同志找了许多从大后方来的比较知名的非党人士谈话，了解情况。当时中央专门作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干部的决定，一个关于非党干部的决定，都是陈云同志和中央组织部进行调查研究后起草的。
1942年的延安整风是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整风的文件算起来有近三十个，大家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学习。记得那时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最认真的典型是徐特立同志，本来中央已经发了文件，可是徐老还是把文件抄到自己的本子上，认真来读。
延安整风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调查研究，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还亲笔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字，镶嵌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的山墙上。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中央党校被破坏，当地老乡把这四个字的刻石埋藏起来，直到1948年后，才重新被装上，恢复了原样。
通过整风学习，我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入党前，我读过《共产党宣言》，很多内容读不懂。在延安学习，非常认真的。从《共产党宣言》学起，硬是一字一句地去学。我没有赶上学哲学，是整风中补学的。正如陈云同志讲的，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在学习这些经典著作的同时，我们还认真学习了一系列整风文件，包括《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通过认真学习，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也培养了良好的学习态度和热爱学习的习惯。当时，《解放日报》还发表了陈云同志写的《到什么地方去学习》一文，影响很大。
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的群众观点大大加强。在延安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做出了好榜样，陈云等同志都坚持到基层去给大家讲课，一些领导还专门到杨家岭勤杂人员学习班上讲课。徐老讲中国共产党南征北战的历史，陈毅讲在苏北坚持斗争的经过。许多党的高级干部与一般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任弼时同志主持给一位姓杨的老炊事员祝寿，还风趣地写了一副对联：“杨老不老老当益壮，祝寿长寿寿比南山。”整风后期，我和几个同志帮助机关服务人员学习文化。他们多是前方送来的小同志，文化水平低，但学习都很认真。我要他们每天记日记，替他们改错字，改不通的句子。
在整风运动中，同志之间无处不谈整风学习，无处不谈思想改造，会上会下都要交流。饭后我们到延河边散步，星期天访亲看友，大家都要相互切磋，相互砥砺。许多知识分子说，在整风中有一种脱胎换骨之感。陈云同志要我去桥儿沟参加鲁艺干部整风座谈会，党员、非党员都参加，吕骥、张庚、向隅、马达等同志都讲得很好。诗人塞克说：过去我喜欢离群索居，思想脱离实际，两只脚是吊在半空中的。整风以后，我的脚才踏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延安，陈云同志还不断要求我们向党内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同志学习。一次，彭真同志从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回延安，作了个系列报告，讲晋察冀党的政策问题，讲得很好。毛主席对报告评价比较高。陈云同志对我们说：毛主席听了彭真同志关于根据地建设各项政策的报告之后，认为要建设新中国，就必须像晋察冀根据地一样，进行一系列的建设，不光是党的建设、军队建设，还有很重要的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彭真同志讲了一句话，“政策可以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为我们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来服务”。这句话毛主席很欣赏。我虽然没有在根据地工作过，可是在白区工作了一段时间，也深受启发。当时五台山根据地全是山区，条件困难，敌人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最缺乏医药，军队和老百姓都需要送药。缺乏一些日用必需品，有些可以自己做，如火柴、洋蜡等，有些自己做不了。怎样取得这些东西？就是提高价格。要什么东西，就提高什么东西的价格。把价格提高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太原、大同等地方的商人就自动跑过来做生意了。毛主席很欣赏彭真的这种做法，提出这就是政策调动了积极性。彭真同志是这样做的，李先念同志也是这样做的。有人曾问过李先念同志，你从延安出来时，随从不过两三个人，几条枪，到鄂东以后，能很快发展起来，延安给了你什么东西？先念同志笑了，说：“中央没给我一分钱、一条枪、一粒子弹，就是给了我政策，就发展了起来，发展成一个钻入敌人心脏的大根据地。”这些事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我以后到东北做农村工作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