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回忆陈云同志对我的教诲
作者：袁宝华
陈云同志对我的教诲终生难忘
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几年，陈云同志对我们青年干部的培养和教育终生难忘，他是我们从事革命工作的楷模。
陈云同志在长期实践中坚持学习的精神，给我的印象最深，影响也最大。当时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十分繁忙，但是陈云同志从未放松过抓学习，我们每个星期总要两次坐下来学习。陈云同志风趣地说：大家工作时都坐硬板凳，学习时要坐“软椅子”。所谓软椅子类似“马扎”，是用麻绳拉起来，上边放上割成小块的毛毯。我们的学习是认真阅读马列原著，一字一句地学，然后展开热烈的讨论。在这种讨论甚至争论中，我们感到很有收获。记得那时在学习中，大家对辅导的同志总是提出一大堆问题，有些问题他们也答不上来。有一次，我们就把《反杜林论》的翻译吴亮平问住了，陈云同志风趣地问他：“你都说不清楚，怎么能翻译出来？”他说：“实在没办法，我是照字面翻译的，老实说有些弄不懂。”
中组部人员精简后，就在窑洞的会议室放个长桌子，16个人坐在桌子两边进行学习。这种学习一直未间断，不仅学政治，也学科学知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很多知识。当时，中央组织部的学习在中央机关各部门中是比较突出的。有一次，张鼎丞同志找陈云谈话，陈云留他吃饭，要我去给他介绍中央组织部的学习情况。张鼎丞听了很高兴，他说：我们也要学这个办法，提高干部水平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最基本一条。
我到中央组织部后，陈云同志第一次找我谈话就指出，到中组部工作就要善于发现每位干部的长处，只有发现干部的长处，才能善于发现人才。在工作中，我一直坚持贯彻陈云同志的这一指导思想，接待了大批从各根据地和国统区来延安的干部，根据他们的特长，向领导提出对这些干部的使用意见。
我们秘书处五个人，秘书长是位老干部，其余四人都是大专学生，一个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是北洋大学的，一个是专科学校的，再一个就是我，北京大学的。而干部科的同志都是中学文化程度，档案室的同志有的就是农民出身的老红军。正是这样，陈云同志对我们提出要求，帮助文化程度低的同志学文化。
中央组织部开支部会，每次都由支部书记亲自主持，陈云同志、富春同志和蔡畅同志，只要在部里就一定来参加支部组织生活。武竞天是山西人，坐过反动派的监狱，出狱后来到延安，在抗大学习后到中央组织部做秘书长。当时，秘书长主要管机关生活，他搞得不错，生产搞得也不错，还做点买卖，改善机关同志的生活。但是，武竞天因为资格老，工作中有点一言堂。他手下工作的老同志，一般都比较老实，很少意见，可是一些新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意见就多了。你给他提意见，他就压制你，不让你提。最后这件事反映到支部民主生活会上，他们说：“秘书长压制民主，好多人不敢讲话，提意见要被追查。”当时陈云同志就站起来动员大家讲话；富春同志也拍拍胸脯说：“共产党员要敢于讲话，要无所畏惧，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嘛。”这次民主生活会给我的印象深刻，至今仍记忆犹新。
陈云同志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做调查研究，用百分之十的时间做决策。毛主席讲：领导机关的责任就是出主意、用干部。无论是出主意，还是用干部，都需要了解情况。陈云同志为了研究根据地党的建设，亲自找从前方根据地到延安的同志谈话，听取大家的意见以及对战争环境中建党的经验，并针对延安非党干部多的情况，指出大批非党干部是我们做党的组织工作的人的重要研究课题。
在陈云同志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时，他放手让干部大胆地去工作。陈云同志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务比较重，工作比较多。他对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基本上是抓大事，如调查研究、制定干部政策、重要干部的调配等工作。如，抗日战争后期，东北地区的工作需要加强，需有一批干部到东北去做地下工作，这些干部的调配都是他亲自过问，并向毛主席汇报。而一般的干部调配工作，他就放手让干部科长王鹤寿去处理。他把他的图章放在王那儿，干部调配由干部科长代为签字盖章。
陈云同志对我们年轻干部十分关心，在工作中严格要求，在生活上关心照顾，在思想方面耐心教育和帮助。我们住的杨家岭，窑洞一共三层，我住一层，陈云住二层，上下层之间有一条带木栏的土台阶相通。一天晚上，陈云提着马灯到我的窑洞里和我谈话，谈了两三个钟头。他详细地询问了我的经历，让我谈自己的思想，并结合他的经历给我讲了他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他说，一个人在革命关头和关键时刻，正是受考验的时候。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乡下去进行武装斗争、组织暴动，他的亲属纷纷来找他，劝他不要干了，说他聪明能干，今后路程还长，干什么不行，难道非要干共产党不行？那时，他也是翻来覆去考虑，结果还是认定要走革命这条路。他说服了一些亲友，一些未能说服的，干脆不予理睬，只有这样，才能把革命道路坚持走下去。陈云还讲了他在苏区工作的一段经历，怎样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如何通过给红军战士讲《三国演义》，使战士越听越有兴趣，战士和他越来越亲近。接着他对我说，你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有很多长处，但也有不少毛病。最大的毛病是把自己看得太高，结果使自己高居于群众之上，不是在群众之中。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你本领再大，也无用武之地。不与群众结合，就不能施展你的才能。他结合我的情况指出我在党内的经历短，思想锻炼差，有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毛病。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是犯主观主义毛病的根源。主观主义就是主观不符合客观实际，可是自己还以为是正确的。他听我讲述了在河南南阳开展地下工作的那段经历后说，你们一个县虽说范围不大，能够有七千条枪，这也是不小的力量，真正把工作做好了，就相当于我们苏区里一个分区了。陈云对我在南阳的地下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后，又指出这也可能是养成我自我估计过高、自以为是的原因之一。这次长谈，对我提高思想认识和思想水平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陈云还仔细翻看了我的学习笔记，并作了批示，对我的教育很大。很可惜这个笔记本后来丢失了。我们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同志都愿意与陈云同志交流思想，聆听他的讲话。
陈云同志虽然做干部工作，但对经济工作十分重视。当时李富春任中央副秘书长兼财经工作部部长，在延安做经济工作。陈云对富春同志抓经济工作很欣赏，他说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人都应有一段做经济工作的经历，这样工作才不至于空，不至于虚。陈云还介绍说：毛主席很欣赏林枫同志的工作。林枫从晋西北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问他工作情况，他说，“我没有别的本领，我就是要把解放区军民吃饭穿衣的问题解决好”。林枫是晋绥区党委书记，当时晋西北非常困难，干部和军队没有粮食吃，只能吃黑豆，许多战士都患了夜盲症。但那里的根据地硬是支撑了下来，不只是保卫了延安，而且成为包围太原、进入绥远的一个根据地。林枫说：“作为地方党的工作，一切力量就集中到解决全区人民的生活问题，然后动员全区人民参军支前。”毛主席很欣赏，说做工作就要像林枫同志这样做，踏踏实实地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在此基础上，动员人民支援前线，参军抗战。陈云同志讲，抗战胜利后，我们共产党能得到天下，要天下稳定，就必须使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有一个饭碗。陈云同志后来去做经济工作，学习经济工作，并成为新中国经济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在延安，我有幸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了三年多，1944年，陈云调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则由彭真代理。像我这样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凭着抗日的热情，参加“一二·九”运动，走到革命队伍里来，经过在河南南阳那一段地下革命工作的锻炼，再经过延安这一段刻苦学习和思想觉悟的提高，应该说基本上变成为一个提高了政治觉悟的自觉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