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军事顾问团在中国
作者：周黎扬
五战区张（自忠）副总部，步兵顾问涅杰尔尼克中校。
九战区王（赞绪）总部，桃园。步、炮兵顾问各1人。
桂林行营李济琛设有顾问室，步、炮、工、通讯、化学顾问各1人，设总电台一座，技术员2人。
空军首席顾问雷芭柯夫，驻成都，常驻有战斗、轰炸机队。在重庆、兰州和四川梁山机场，驻有战斗和驱逐机队，昆仑关战斗时曾在柳州和昆明设空军站和指挥所。各飞行队均有电台、指挥官和政委。
苏军顾问工作的作风和纪律
只有总顾问福尔根兼做政治工作。他在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后曾会见李济琛、冯玉祥、贺耀组，谈及各战区的国共磨擦会给敌人以进攻之机会。派到陆军大学讲课的各兵种顾问到冯玉祥住处与其幕僚讲课。会见李济琛两次，谈及南北战场状况。谈及胡宗南、汤恩伯拥兵50万，但军官贪污腐化，军士缺少训练。福尔根说：如此则我们不能完成使命。除总顾问外，军区顾问不会见任何军队以外的官吏或民主人士，纪律很严。
蒋介石对苏军顾问的态度
1．第一次南岳会议——五、九、第三战区会战
在作战、军队调动、军队编制、训练、武器分配、仓库储存量这些方面，对苏联顾问并不保密。除总顾问和副总顾问参加每星期二、五汇报外，还有总顾问室的联络参谋。每周二至三次与国防部第一厅第一处处长蔡文治会见，以了解日军动态。副总顾问则兼兵役署与兵工署顾问，经常到南北各战区视察顾问工作和战场情况，参加每次重大战役或军事会议，也检查预备兵情况并参与后备训练。
代总顾问常在正规军事会议后，与徐永昌私人会谈。下面，将我所参预的几件大的事件记述如下：
1939年9月末10月初，蒋介石召集第一次南岳会议（是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参加人有桂林行营主任李济琛、贺耀组、薛岳、陈诚、张发奎、余汉谋、顾祝同及师长以上人员。总顾问福尔根、副总顾问波格柳包夫，还有炮兵首席顾问谢洛夫、工兵首席顾问塔那索夫。会议中期，福尔根提出举行五、九战区为主，第三战区为助攻的冬季作战。
军情：日军主力分散，兵员不足，是松散防御。由汉口以北到岳阳仅有日军两个师，杭州到汉口的江防只有日军第十五、十七两个师团，防线两千余公里。
作战总方略：以五战区的兵力向汉口以北和宜昌地区进击，九战区向岳阳以北、汉口以南地方出击。第三战区则在五、九战区发动主攻之前，切断日军主要交通线——长江水运。作战目的以消灭日军有生力量，相机收复部分失地为目的。
预定战期：自1939年12月中旬始战，至1940年一二月结束。估计日军无力自华北、广东或本土调动新的兵力到华中来。
这一建议为蒋介石所接受，决定命五、九战区做主攻准备。第三战区地域辽阔，兵力不足，调五十四军冯圣发、新编第十军梁华盛（两个师）及重炮二团，炮兵五十七团开赴上饶。由代总顾问波格柳包夫率领炮、工、通讯首席顾问加第三战区原有顾问共27人参加此次作战计划，是苏军在华出动人数最多的一次。
出发前的准备：波格柳包夫少将军衔，其他军事人员称他为师长，曾充莫斯科陆军大学教官，在顾问中有甚高的威信。出发之前，他偕工兵人员亲自检视车辆、司机、卫兵，召集中苏两方负责人做出分工，做下列安排：指定军需顾问，集中所有顾问人员的出差费，作全队官兵沿途食宿的支出。我提出意见：中国官兵都有已定的职级和出差费，故不能用顾问团的经费开支。他回答说：“我们是出发作战，完成此行使命。顾问的工资高，出勤费亦高。请不要以为是对中国官兵的侮辱。”中国官兵由我负责，并兼负沿途通知前站及接待军政首长的责任。另选一名能干的人充后勤经理，做住宿安排。沿途不得饮酒、迟到。因有严明纪律，食宿统筹，卫兵、司机各负其责，互助。每到宿营点，先检视车辆、加油、加水，然后洗澡、吃饭，每晨准6时开车，绝无违纪人员。
到达上饶，拜会顾祝同、邹文华参谋长，王敬久及各驻军头领。参加顾祝同召集之军事会议后，即分令各兵科顾问会见炮兵、工兵指挥官，做出发前方准备。我偕代总顾问视察由屯溪经徽州、太平到青阳的公路修复状况。到达青阳，会见川军集团军司令唐世遵，及其所辖二十一军陈万刃、五十军郭勋祺军长。听取了敌情报告，然后步行视察此两军之前沿。发现中日两军阵地之间有奇异的中间地带，且有集市。工、炮兵顾问分头视察行将进攻的前沿。参与了唐世遵主持的军事会议。有一日清晨出发，中午到一川军团部，询问其团长前线状况。团长说：营长知道。此团长身着便衣，动作迟钝，没有军人形象。代总顾问未吃中饭即步行上山，到山半腰昏倒于地。我们没带任何救急药物，只以万金油涂于鼻中，然后活动其臂与腿。约二十分钟苏醒过来，继续上山。进入山前交通壕，视察了机枪掩体。枪体老化，标尺已不能用，兵亦超龄。山谷对面乃陈家大山，高约五百米，上有日军阵地。据观察，是两个班据点。透过山谷可见村镇茅坛，向前约十五华里可见大通与贵池两座长江南岸城市，是这次作战的中心目标。远见长江如带，以重炮可以切断日军通武汉之惟一交通、补给通道。两边沿江山脉，日军占其北脉，我军占南山，其间相距有千公尺的谷地。青阳城完全破坏，城中无一民房，早晚在城边河旁，农民运来鱼肉蔬菜。我国农民勤劳朴实，为苏联军人所称道。
在青阳以南举行了军事会议，主持人唐世遵、王敬久，参加人有代总顾问、五十军军长郭勋祺、二十一军军长陈万刃。决定由青阳以西的五溪桥进入山区，编成控制大通、贵池之间火网，切断长江交通的作战计划。举行了炮兵训练班和步炮协同演习。代总顾问偕炮兵顾问，步行全部阵地前沿。两个月后完成作战计划，制成轻重武器火网图。经上饶由顾祝同主持军事会议批准。代总顾问建议由五十四军冯圣发担任青阳前的正面主攻，川军作左右翼之助攻。新编第十军（两个师）则开贵池以东以牵制安庆的日本驻军。
1939年12月12日拂晓开始攻击。当天占领陈家大山高地，次日攻下茅坛，再向前则为一片平原直至江边。我们见到日船被击沉。16至17日起，日军左右两翼反攻，一周内夺去其所失阵地。第三战区动员8个师，日本反攻兵力估计不过两个团。会战失败的原因是顾祝同保全实力，当反击时不反击。另一主要原因是在拟定作战计划时预定军区后勤有运输卡车75辆，但作战开始后，只有卡车15辆运载炮弹和枪弹。
战役失败的原因：一是顾祝同没有作战决心。二是士兵多为强征抓来，训练不足，士气低沉。三是补给不足，弹药不能及时运到战地。
这次战役以十倍于日军的军力，优势的炮兵（重炮9门，加上山炮共27门），两个月以上的准备，战斗不到两周即结束。据一般估计，第三战区损失兵员约三千人，日军不足千人。
在战争紧急之时，有一连日军到达代总顾问所在的师指挥所山前，相距百米。我们以全指挥所官兵出动合击，始得脱险。日军死伤四十余名，内有排长1名，班长2名。在我们奉顾祝同命令撤返途中，遇见输送军火卡车因汽油不足，停在无隐蔽的公路上。我们于1940年2月中旬返重庆。
2．到遵义陆军大学讲学
1940年初，奉蒋介石命，代总顾问到遵义陆军大学讲学。由重庆出发，夜晚到遵义。时间不过10点，校门紧闭。门房说：请到招待所休息。我问是否有值日官？答称“没有”。“我们是奉委员长命令来的，事前有电报来，请打电话给你们的教务长郗恩绥。”门房说：“教务长从来不准人向他家打电话。”招待所如一小客栈。次晨8时，教务长来，面带鸦片青色。副总顾问称奉命来陆军大学作学术讲话，并想作一次师的攻防兵棋作业。教务长说：师兵棋演习已经作过。学术演讲可以。次日下午向全校学员作了一次战术讲话。返重庆，向蒋介石报告，副总顾问说：该陆军大学不像一军事教育机构。教务长即被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