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正义的东京审判
作者：沈永兴
审理期间共开庭818次，法官内部会议131次，有419位证人出庭作证，779位证人提供述书和宣誓口供，受理证据4336份，英文审判记 录48，412页。整个审判长达两年半之久，耗资750万美元。1948年4月16日，法庭宣布休会，以作出判决。从1948年11月4日开始，宣读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到12日才读完。
被告最初是28人，但前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和前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为日本侵略炮制理论根据的大川昭明因发狂而中止受审。结果只对25人进行了审判和判决。对七人处以绞刑（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岳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对16人处以无期徒刑，宣判两人有期徒刑。参加审判的中国团为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尤其在审判土肥原、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的审理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著名教育家顾毓琇对梅汝璈的赠言所说：“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千百万死难同胞，到侵略国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
对比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有许多缺点
纽伦堡审判从1945年11月20日开庭到1946年9月30日宣判，时间不到一年，宣判被告22人（缺席一人），判死刑12人，无期徒刑3人，20年徒刑2人，15年徒刑1人，10年徒刑1人。从时间上说，审判比较及时，时间较短；量刑虽有不妥之处（如巴本·沙赫特、弗里彻被判无罪释放）但总体上是恰当的，比较严厉；同时，美英等盟国方面并没有表现出对被告明显的包庇。
与此相比，东京审判就暴露出明显不足和缺点：
首先，纽伦堡审判的法庭（及有关事项）都是根据四国平等的原则，根据平等选举和表决而产生的；而东京审判由于当时日本由美国单独占领，所以法官和检察官是由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任命的，这就保证了美国意图的贯彻；纽伦堡审判宣判德国政治领袖集团、秘密警察、党卫队等为非法的犯罪集团，东京审判却没有。与此同时，由于东京审判拖延的时间很长（从1946年4月到1948年11月），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大的不同就是冷战已经开始，美国已抛出了杜鲁门主义，实施马歇尔计划，乔治·凯南提出了对苏“遏制”政策和对日的“新方针，这使美国的对外政策明显转向反苏反共和反对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革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使美国加速扶植日本。这就不能不反映在东京审判中的不彻底性和对战犯的蓄意包庇”。袒护的地方很多，例如，当时有人建议，对参与战争的财阀应同时受审，如鲇川、岩畸、中岛、藤原、池田等，但是遭到否决。有些财阀头目，即使被捕了，又很快被释放，免于受审，原先被捕在押的甲级战犯还不止这些，后来除28人外，全都被释放，其中包括直接与侵华战争有关的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还有伪满总务厅长岸信介以及贺屋兴宣等，这是麦克阿瑟在对七人处以绞刑的第二天下的命令，释放的。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则一直逍遥法外。对中国俘虏进行生物武器试验的战犯被捕后在美国受到包庇。美国人答应，只要他们说出通过自己的犯罪行为所得到的全部知识，就不予起诉，美国后来履行了诺言。
另外，关于对国家元首的战争责任问题，也与纽伦堡审判不同，即东京法庭作了回避。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七条规定：“无论系国家元首或政府各部负责官吏，均不得为免除责任或减轻刑罚之理由。”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六条却不提国家元首的责任。有些判决太轻，如畑俊六、梅津美治郎、南次郎等，他们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但均未被判死刑。重光葵曾在1931至1932年、1942至1943年先后任驻中国公使和汪伪政权大使，进行了大量罪恶活动，但仅判了七年徒刑。至1949年10月，又宣布对乙、丙级战犯也结束审判，不再逮捕。到1950年3月7日，颁布“第5号指令”，规定所有据判决书仍在日本服刑的战犯，都可以在刑满前“宣誓释放”，这等于废除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不久，重光葵、荒木贞夫、畑俊六、贺屋兴宣等战犯不仅被释放，有的还重新回到政界，爬上高位，例如：岸信介、重光葵等。
周锡卿还气愤地揭露一件事实，即在审判过程中，有两名战犯即前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和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美军律师居然去参加吊唁，并送了花圈。还有一件事也相当令人生气，为替战犯辩护，有些证人竟是美国将领，有的辩护文件竟来自美国国务院，其中还有马歇尔签署的。还有，1948年11月22日，麦克阿瑟批准了判决书，但对死刑犯的判决却没有立即执行，反而允许把广田弘毅和土肥原的上诉书转给美国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居然以5∶4同意被告上诉。世界舆论纷纷谴责。当时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表示：“如果代表11国的国际法庭所作的决定要由某一国的法庭来重新审理，不管它是多高的法院，都当然会使人担心，任何国际决定和行动都要同样受到一个国家的重审和改变。”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致函美国最高法院，指出它无权干涉东京法庭的判决。1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终于以6∶1拒绝重新审理。这样，判决后拖延了40天，到12月23日东京时间零点至零点30分，才在东京巢鸭监狱院中，对东条英机等七名主要战犯执行了绞刑。
除东京审判外，南京、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以及苏联的伯力等地也为次要战犯设立了军事法庭。美、英、荷等国慑于各地受难人民的激愤，审判虐待俘虏和屠杀平民的战犯共5416人，其中937人被处以死刑。
尽管东京审判存在上述种种缺陷，但东京审判总的说来是严肃的、正义的，因为通过东京审判，伸张了正义，严惩了战犯。判决书庄严指出，发动侵略战争就是犯罪。“不可设想还有什么比阴谋发动战争和实行侵略战争更严重的罪行。”在审判中，还强调了违反战争法规罪和违反人道罪亦应负刑事责任，直至判处死刑。而且确认，不管上述罪行在哪一地区犯的，可以不受地区限制，一起清算。上述这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对后世也有警示作用。所以远东军事法庭虽有缺点，但有其重大历史意义，值得肯定。它的判决，铁证如山，是任何人不能篡改和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