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抗战中的爱国画家
作者：吴继金
唐一禾创作了一批反映抗战与人民生活为主题的绘画作品，我们从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那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真挚之情。他的油画代表作《胜利与和平》创作于1942年。这幅画的中间是一位优美典雅的胜利女神（或曰和平使者），在她的旁边站着一位手持宝剑的英姿飒爽的游击健儿,砍倒了画幅左下角歪斜着的如同野蛮般的日本强盗,使妇女、儿童得救了。这幅画表现了作者坚定的信念——日本侵略者必然被打败，抗战必胜，和平的愿望一定可以实现。这件作品既表现了唐一禾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显示出他高超的技艺和才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典范之作。
《七·七的号角》是唐一禾在1940年为创作巨幅油画所作的草图，描写当年青年学生组织的一支抗日宣传队。横幅的画面上一列长长的宣传队伍，他们举着旗帜，拿着土喇叭、锣鼓道具……开赴抗日的前方。“画家似乎不准备画一个特定的环境，然而这空白处理却是恰当的，它正好说明了当时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抗日情绪，也更好地说明了宣传队活动的舞台之广阔。”
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年代里，唐一禾爱憎分明，他对民族敌人的憎恨正是出于他对人民的爱。他创作了一批表现劳动人民的作品，如《村妇》、《穷人》等，饱含着他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村妇》所描述的是四川农妇赶场中休息时的神态。画面上一位农妇的背上背着她的婴儿，篮子里装的是在集市上出卖的母鸡，她的头微微低垂，脸上露出愁惨的表情。唐一禾创作此画的时间是1943年，四川江津农村，其意图是通过此画控诉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穷人》描绘的是祖孙两代人的悲惨遭遇，他们衣不蔽体，四处飘泊，老人佝偻着腰背，一手拄着讨饭棍，一手牵着孙子，挨门乞讨，他那由于饥饿深陷的眼睛失去了光彩，他似乎已经习惯了社会的黑暗，不乞求谁的安慰和同情；他已经不再留恋这人生，只有一丝忧虑通过紧闭的唇缝显示出来，那就是不放心身边时常喊肚子饿的孙儿。画家用凝重的颜色处理背景，更加重了这幅画的沉重气氛。不仅表现了抗战时期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更显出穷人高傲的性格和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的感情。
陆定一在《〈唐一禾画集〉序》中指出：“唐先生的画，是歌颂抗战的，尤其难得的是，他的很多素描和油画，表现了对祖国和劳动人民的热爱。现在我们读了他的《村妇》、《穷人》、《女游击队员》、《七·七的号角》（画稿）、《胜利与和平》，可以看出唐先生对于劳动人民，是如何骄傲地热情地加以表现。另一方面，唐先生对于民族的敌人和人民的敌人，是不肯卑躬屈节的。”
卖画救国的刘海粟
刘海粟是我国现代绘画艺术的先驱者。他不仅以其顽强的艺术探索和杰出的成就载誉画坛，更以其领风气之先而为世人所瞩目。他在中国的美术院校首开裸体模特儿写生的课程，更是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抗战时期，刘海粟不为名利所动，拒绝出任伪职，卖画救国，表现了一位爱国画家崇高的社会历史责任感。
“八·一三”战事爆发后，日寇大举进攻上海。1939年1月，刘海粟发动上海美专师生捐画400幅，在上海举办了救济难民展览会，全部售罄，捐给上海教养院难童建筑院舍三幢。同年4月，刘海粟又在上海举办历代名画展，为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筹集医疗款。刘海粟在《国画源流与派别》一文中说：“中国历代书画展览会为筹募医药救济经费，阐扬我国古代艺术，征求各收藏家珍藏，公开展览，门券所得，悉数交给上海医师公会，作为医药救济之用，展我先贤遗迹，表现民族精神，意义莫大焉。”接着刘海粟又发起主办《吴昌硕遗作展》，将两次画展的收入，全部捐给医师公会。
汪精卫投靠日寇后，发表背叛祖国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和平宣言》。为了拉拢艺术界的名流，汪精卫派褚民谊到上海找到刘海粟。褚民谊说：“汪先生非常敬重你的才华和声望，想请你在他的政府里管管教育。我希望你不要辜负汪先生的器重！”刘海粟坚决地回答：“我是艺术家，画画才是我的天职，当官，我不适合。如今想当官的人很多，请汪先生另请高明，恕海粟不识抬举！”
1940年1月，刘海粟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城（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简称巴城）举办《中国现代名画筹赈展览会》，后又移展多处，从泗水、垅川移往三宝垅，后又移往万隆。所到之处，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义卖收入超过了三十万盾，全部由华侨筹赈总会汇寄贵州红十字会，转给急需救助的前线抗日将士。
1941年2月，刘海粟的筹赈画展在新加坡总中华商会开幕，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主持开幕式。刘海粟在一次讲演中大声疾呼：“吾人论人格，不以人为标准，以气节为标准。不论何人，凡背叛民族，不爱国家者，必须反对。气节乃中国人之传统精神！唯有气节，始能临大节而不可夺……有伟大之人格，然后有伟大之艺术。一个国家或民族，其人民如有不屈之人格与丰富之智慧，必能创造一切，必能强盛。”当时在新加坡编辑《星洲日报》“晨星”副刊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星洲日报》上发表《刘海粟大师星华双赈画展目录序》一文中说：“我们只要有决心，有技艺，则无论何人，在无论何地，做无论什么事情，只要这事情有一点效力发生，能间接地推动抗战，增强国家民族的元气与声誉，都可以说是已尽了他报国的义务……从这样的观点来着眼，则艺术大师刘海粟氏，此次南来，游荷属一年，为国家筹得赈款达数百万元，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地，尽了他报国的责任了。”
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高剑父
著名的国画大师，“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高剑父，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被誉为“革命画家”。
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高剑父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义正词严地发表《对日本艺术界宣言并告世界》，愤怒地遣责日本军阀暴行，大义凛然地指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多行不义必自毙”，“托尔斯泰有言：‘艺术为一种革命，或征服暴力，创造慈爱世界之工具。’亦曰：‘以艺人之情感感动他人’”，希望日本艺坛泰斗，人类福音“谅不忍坐视万劫不复之战祸复作。因是恳请先生等本美化人生之圭旨，起而联合艺术界及民众团体，一致奋起，大声疾呼，作人道和平之大运动，吁请政府军阀即罢侵华之兵……”。号召全世界有良知的艺术家行动起来与违背人道的法西斯暴行作坚决的斗争。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高剑父画出《淞沪浩劫》——后改为《东战场的烈焰》，把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暴露在世人面前。画面上那被日军野蛮炮火轰击下出现的烈火冲天、浓烟弥漫、楼屋倒塌、设施俱毁的景象。近景是充塞着碎瓦破砖、断垣残壁，折断焚烧着的电线杆杂乱横倒在地；远景那高大的建筑物，可能就是东方图书馆，在罪恶地轰炸下转瞬成了废墟。画面上没有一个人，都在枪炮袭击下成了新鬼……观画者从这荒凉悲惨的景象中，怎能不勾起对人类文化破坏者无比愤恨呢！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剑父移居澳门。“过去在日本同盟会时，高剑父、陈树人与汪精卫私交甚笃，一旦汪精卫背叛祖国，投降日本，高剑父、陈树人即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与之决绝。汪精卫曾多次派人或写信企图拉高剑父落水，但剑父始终加以拒绝，并对人说：‘此乃大节攸关，虽与汪是故旧深交，至此亦不能不断绝。……国难深重，汪精卫已成奸逆，遗臭万年，历史已成定论矣。’高剑父赞陈为‘时穷节乃见’，并常用陈的话来教育学生，拒绝参加当时落水文人所组织的汉奸团体。”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高剑父始终保持着中国人坚定的民族气节，义无反顾地与投靠侵略者、认贼作父的旧时深交一刀两断，不愧是一条硬铮铮的中国汉子、中国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