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庐山会议前陪彭德怀访东欧
作者：朱开印
但个别地方也出现过对我们极不友好的行为。我们代表团一位“行家”发现我们住所里安了窃听器。彭总知道后拍桌大骂：让你窃听吧！我没什么怕你们听到的，共产党怎能搞这套，当面叫兄弟，背后踢脚……我们好容易才劝说住彭总不要向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提抗议。
这个国家一些领导人当时跟苏联很紧。东欧流行一句话，叫“苏联下雨，××××打伞”，说的就是这个国家领导人只看苏联眼色行事。唯独在这里，彭总一直毫无笑容，会谈时很少说话，对方一直想使气氛“热烈”些，但彭总不买账。
我们到达阿尔巴尼亚后，赫鲁晓夫也来了。两个代表团同时在阿访问。阿要开欢迎赫的大会，请我们参加。彭总说：我们是军事代表团，不便参加。阿反复请，巴卢库来了几次，霍查本人也来过，彭总还是一个“不去”。后来，我们自己几位同志说：“老总，不能叫主人为难呀！”彭总很听那几位老将的话，去了，坐在主席台上，但还是不等散会便退了席。散步的时候，彭总向几位老将透露了他内心的秘密：“我看不惯赫鲁晓夫，张牙舞爪的……”
在阿举行的欢迎赫鲁晓夫的宴会上，主人把彭总安排在主宾席上。赫很热情，主动向彭总敬酒，表示欢迎他和中国军事代表团即将对苏联的访问，彭总只是举了举杯，说“要去要去”。过后，彭总就和巴卢库、谢胡坐到一起，谈个没完。
彭总在庐山出了事，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时，我当时的直觉是以为苏联人告了他的状，说他不久前出访有对苏不满不利言论。如果真这样，还算上与事实挨边，“事出有因”吧。但我完全估计错了，恰好相反，牵连到他这次出访的罪名竟是一个“里通外国”，通的就是苏联，而根据则是他在阿尔巴尼亚和赫鲁晓夫有过“单独会见，秘密勾结”！
彭总与苏联人的单独谈话是有的，但不是在阿尔巴尼亚与赫鲁晓夫，而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与莫洛托夫。
当时苏联驻蒙古大使莫洛托夫在我们最后一站访问蒙古时也到机场来迎接。彭总走到他面前才认出他，久久握着他的手：“见到你，很高兴！身体还好吧？”莫洛托夫只说了“好好”!随后的欢迎宴会上，彭总又特地走到他面前，向他敬酒：“莫洛托夫同志，祝你健康长寿，希望有一天在中国欢迎你！”莫洛托夫眼里闪着亮晶晶的泪光，说：“彭德怀同志，你对世界被压迫民族做出了贡献，你的战绩鼓舞了世界人民，你是世界人民的英雄！”彭总连说：“不敢当，不敢当！”莫洛托夫高举酒杯，又说了一句话：“世界革命寄希望于中国！”
庐山会议给彭总安上的种种罪名今天都不值一驳了，但它兴起的无端加害，无中生有的风气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的无穷灾害，这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彭总上“万言书”是否和他的出访有联系？
我们出访前，脑子里都有个框框，东欧一些国家物资供应很紧张，这是引起人民不满、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到那里一看，才知道人民生活很不错，至少在我们眼里是够优裕的了，比我们中国老百姓强多了。
但那里有些地方又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情绪，学生工人上街闹事常有发生。除了其它原因外，人民对生活不满意也确实是个重要由头。这方面又真不如我们中国。虽然“大跃进”闹得很凶，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破坏，一些地方已经露出了大灾大难的先兆，但人民依然“安居乐业”，万众一心，意气风发，战天斗地。除了西藏因特殊原因发生了动乱，没有任何地方出现闹事的苗头。
我们参观过东欧各国的许多农村。好些农民的房子像阔人的别墅，里外都干净、舒适，有洗澡间。大部分农家有汽车或摩托，平时开着车下地，节假日带上一家去风景区游览。整个村庄看上去像个大花园，绿荫掩映，草地葱绿，到处百花盛开。彭总好几次指着这样的村庄说：“共产主义在哪呢？在这里！”
怕人家作假，彭总常叫汽车拐道去参观人家不曾事先约定的地方和住家。他对农民生活格外感兴趣，了解得很仔细：人口、耕地、种籽、肥料、收入……问了还要看：床上、柜子、厨房、仓库……像个查债的。他和农民有一种天然感情，每到一家像走亲戚，和每个人都有说有笑。听说客人来自中国，主人已经高兴得合不拢嘴，当知道来者是中国的彭德怀元帅时，整个村庄都立刻沸腾，顷刻间摆出盛大的酒宴，人民穿上节日盛装欢歌狂舞。对这类不是事先准备排练过的欢迎场面，彭总很激动，每次都发表很热情的讲话。在别的场合人家送给他再珍贵的礼物他很少过问，接过来就完了。但农民送给他的东西他都郑重地交给我：“你好好保管，给我带回去！”都是些茶壶、纽扣、小帽什么的，但数量很大，能拉一大卡车，我哪带得那么多？回来的飞机上，他问我：“叫你带的东西呢？”我说，光茶壶就几大筐，怎么带呀？他很不高兴。不是庐山会议他出了事，他很可能还得叫我把那些东西弄回来。
彭总对东欧人民的生活常常发出感叹：“可以了，很可以了！”他对这些国家领导人也说：我们来，看到你们取得的成就、革命和建设给你们的人民带来的幸福，比我们原来想象的大，大得多，你们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这是真情实话，也是我们代表团同志的共同感受。
为什么这些国家人民并不感到满足呢？原因很多，但其中一条无疑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西欧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更快，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更大些，对比之下，东欧国家就显得落后了。好几个东西欧国家是毗邻，一步就迈过去了，除了政治原因，仅仅是为了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与舒适生活逃亡的东欧人为数不少。
每个国家无论领导和群众对我们代表团的欢迎都是热情的，发自内心的。这不仅是由于我们带去了中国人民和军队真诚的情谊，也由于这些领导人和人民对我们抱着很高的期望——其实是很大的误解！
那时，正当“大跃进”狂热的高潮，这样那样“卫星”上天的报导正吹得天花乱坠的。东欧人相信了，以为我们的粮食肉类等真的堆不下了，他们正需要我们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援，以解决他们面临的食物供应紧张的困难。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乌布利希同志陪同我们察看东西柏林界线时谈到，对面的西德在拼命搞福利社会，想以此炫耀他们制度优越。最近他们把每人肉食年消耗量提高到了80公斤。乌布利希感到这对他们东德确有压力。希望彭总替他转达并争取一下，中国向他们大幅度增加肉食出口，供东德人平肉食量能在年内接近70公斤。彭总听后沉默许久，说：转达是可以办到的，但能否争取到满足你们的需要，我看是很困难的，你也不要抱过大的希望。据我前不久在一些地方调查，报上的宣传有许多假话，有的地方老百姓不要说吃肉，吃粮也是半饱而已！
这又成了彭总后来的一个罪名：在国外攻击诬蔑国内大好形势。
过后彭总问过我：“朱开印，你一年吃多少肉？”我说，没算过。他又问：“有80公斤吗？”我想了想，80公斤就是160市斤，平均每天快半斤了。我说，哪吃得到那么多？彭总说：我们的老百姓呢？吃多少？他们要听说人家希望我们帮助每人每年吃到七八十公斤肉，不知作何感想啊！
我们一位同志感慨道：“我们中国老百姓好啊！从来没听说哪里因生活问题闹过事！”彭总问：“你想想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位同志随口答道：“我们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好，人民在旧社会苦惯了，心里有个对比……”
彭总当着许多同志，突然提高了声音：不要自我安慰了！应当想想我们哪些地方没做好，对不起中国的老百姓！又说，是的，我们的人民好，苦惯了，但这不能作为一个理由——中国人吃十斤八斤肉就够了，人家吃70、80公斤是应当的！还说：竞争不是东西德，不是东西欧，而是东西方！你落后十年八年可以，久了，人家就要比垮你，老百姓也不会答应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