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阿甲、江青与《红灯记》（上）
作者：信 实
《红灯记》的成功，是剧组全体艺术家通力合作的结果，但阿甲起了关键作用。其原因，在于他长期从事戏曲艺术实践，不仅写剧本，擅长导演，而且自己的表演也相当精彩。早在延安时期，他的表演就很受欢迎。作家丁玲说：“只要是阿甲、陶德康演，她非看不可。”他在《四进士》中饰演的宋士杰，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解放初期，他在北京演出自编自导的新编历史剧《进长安》，反串昆剧丑角，受到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等人称赞。不久还与梅兰芳、萧长华、郝寿臣、谭富英、叶盛兰等名家同台演出《龙凤呈祥》，饰鲁肃，表演得心应手，获得好评。另一方面，他总结中国戏曲艺术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研究。上世纪50年代末期，发表著名论文《生活的真实和戏曲表演艺术的真实》，在戏曲、话剧乃至美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编演现代戏方面，他也有多年实践。延安时期，除演过抗日现代戏《松花江上》外，还自编自导自演《钱守常》等剧。20世纪50年代，又导演或指导排演《安源罢工》、《白云鄂博》、《柯山红日》等多个现代戏。1958年，他和郑亦秋合作导演现代京剧《白毛女》，取得突破性的成功。可以说，他对《红灯记》的贡献，是其戏曲理论和艺术经验的高度结晶。
江青的挑剔和刁难
江青自1963年11月将沪剧本《红灯记》塞给阿甲后，便撒手未管，直到1964年5月从上海回来，才来看为她安排的专场演出。江青要阿甲坐在她身旁，边看戏，也提些枝枝节节的意见，如：李玉和的眼角要往上翘一些，胡子根不好，眉中间要有一条通天柱，喝酒的碗太大，碗大了就成酒鬼了。李奶奶的补钉，不能补在肚子上，要补在肩膀上。李铁梅扎辫子的红头绳要红，辫把子要长，红头绳要到前门大栅栏去买等等。有时看得入神，如“痛说家史”、“监狱”母子见面等，又哭又流鼻涕的，好像很动感情，一直夸好。阿甲问她意见，她说基础很好。演完后，又高兴地上台和大家握手，以示祝贺。看到这种情况，阿甲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以为通过了，可以公演了。
不料，才过一、二天，江青突然把徐平羽、张东川、阿甲找到中南海。把脸一板，说是“戏改坏了”。阿甲问她什么地方改坏了，她支支吾吾，讲不清楚。又问怎样改？她只说：要恢复沪剧“粥棚”一场，“表现李玉和的机警和智慧”；再有“监狱”一场，要恢复沪剧的“刑场”，“要加强李玉和的唱，减少铁梅的唱”。隔日又把阿甲等人叫到文化部，由副部长徐平羽正式传达，以示郑重。
“粥棚”不是重头戏，改过来，改过去，并不牵动全局，也不困难。关键是“监狱”一场，编导为之苦心设计、反复修改、付出很多心血，是后半部的“戏柱”，很受观众欢迎，也是全剧合乎逻辑发展的有力结尾。阿甲为表现一家三代人保护党的密电码、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在第四场设计“痛说革命家史”，作为李奶奶的重点戏，在第五场设计“赴宴斗鸠山”，作为李玉和的重点戏，第七场设计“监狱斗争”，作为李铁梅的重点戏。以这三场戏为支柱，全剧就有力地撑起来了。改掉“监狱”一场，全剧的主题和骨架都要受到损害。为此，阿甲向江青申述理由，希望保留。江青根本听不进去，又讲不出道理，只是强调一句，对沪剧本要尊重，不要随便改。阿甲又请她指示修改方案，她只扔下一句话：具体方案，你自己解决。更令人惊讶的是：1964年11月江青在京接见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员时，竟直截了当自打嘴巴地说：“1963年2月在上海，我看了你们‘刑场’那一场戏，使我心里感到闷，……这一场要改，一定要改好它。”现在别人把它改好了，她为什么加以反对，又要改回来呢？用阿甲后来的话说：“我们把一面铜镜打磨光了，江青非要用锉把它打毛，然后再叫你重新把它打光，这样制镜人就是她了。”这是一针见血之言。
本来，顺着江青的旨意，可以攀龙附凤，凭风直上，但阿甲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一位对艺术创作严肃、认真和执着的艺术家。出于对艺术的责任和对自己劳动的珍惜，他不甘心就此罢休，立即邀集张东川和中国京剧院一团团长夏虎臣以及翁偶虹，在北海公园讨论，提出一个方案：情节略动，唱段有重有轻，李玉和重，李铁梅轻。这样就既保留了“监狱”的精华，又不离开沪剧“刑场”的基本情节。你说没有改，改了；你说改了，实际没有改。阿甲连夜写出修改方案，请徐平羽转交江青。同时向徐表示不愿意改“监狱”的想法，希望得到支持。徐又求助周扬，周开始时表示理解和同情，约徐平羽、张东川、阿甲到家里讨论。阿甲以为江青已同意修改方案，非常高兴，不料周扬改了口气，只说：“我不是说主席夫人的话你们一定要听，不能提意见。但她不仅是领导，也是艺术家，也是参加创作的，你们还是要听她的话。她身体又有病，她看问题是尖锐的，要照她的意见改。搞创作要舍得割爱。”显然，周扬处于两难境地。无望的阿甲回家后长夜无眠，只得痛苦地违心照办，决定把“监狱”改为“刑场”，为饰演李玉和的浩亮设计新腔，但仍保留铁梅的大段唱词和落幕时的独白。拟好提纲，打印后，由徐平羽转交江青，一直未见回音，阿甲以为江已默许，便依此提纲写戏，排好后，请江再看。她还是不高兴，还嫌改动不大，还要改，特别是“监狱”一场，要全部改，说李玉和要有成套的唱腔，李铁梅的唱要减少。还不着边际地提出，这个戏表现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的经验，好叫国际兄弟党学习，有典型意义等等。
阿甲只能忍痛依此再作大改，但问题来了。他原先构思的戏剧逻辑是：一家三代人前仆后继，鸠山先是在李玉和面前失败，继又在李奶奶面前失败，最后只有在李铁梅身上打主意，因此铁梅的戏必然要有份量。于是才设计了“监狱”这场戏，现在要彻底改掉这一场，一味加重李玉和，减轻李铁梅的戏，就严重削弱一家三代人革命的贯穿性，再加上其它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戏就“青黄不接”、“新旧断层”了。
在排演时，周恩来、康生都不满意，周明确指出“这个戏不动人”，康对“监狱”改为“刑场”也有意见，说这一改“没有戏了”。江青只好掩饰说：“演员是起劲的，戏是动人的。”她并嫁错于人，叫阿甲在康生面前承认“这是我们搞的”。此时，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会期已临，《红灯记》作了一些修改后，即于7月上旬参加演出。大家感到大不如前，观众不满，剧院抱怨，创作人员敢怒不敢言。江青一看情况不妙，当即指示，一不宣传，二不出剧本。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结束后，江青又出新招。参加这次观摩演出的，除中国京剧院根据沪剧本改编的《红灯记》，还有哈尔滨京剧团根据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改编的同名京剧，演出很感人，饰演李铁梅的著名演员云燕铭的表演备受称赞。7月中旬，她召集两个戏的演创人员及行政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座谈会，大讲我们有责任编出一个统一的好本子，要成立一个小组，集体创作。她特别讲到，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的作者是个大右派，摘帽后又很坏，以后不要再提这个电影了。她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就是要把哈尔滨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吞掉，独树自己抓的《红灯记》，“一花独放”。1962年，她就曾对阿甲讲，京剧革命现代戏也要像传统戏，一个本子，一个演法，一个唱法，才能流传。阿甲认为做不到，他说，各剧种虽有同样剧目，但本子不同，演法不同，同一剧种也还有流派。江青却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做到，她可以做到。会后，由阿甲、翁偶虹和哈尔滨京剧团的编导一起组成一个小组，并确定以中国京剧院的改编本为标准进行修改，着重研究后半部戏，仍以“刑场”为重点，主要由阿甲构思执笔。8月份，江青又提出，要两个戏的编导人员和主要演员去上海观摩沪剧《红灯记》。后来，哈尔滨京剧团悄悄回去，他们的《革命自有后来人》也不演了。从此之后，话剧《三代人》、歌剧《红梅》、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统统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