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也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经过
作者：彭珮云
3月5日，中央宣传部召开北大全体工作队员会议，也吸收北大党委常委参加。陆定一同志讲话，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讲解了“二十三条”，要求大家联系实际，检查前一段的北大社教运动，并宣布将北大社教运动的五人领导小组扩大为八人，增加校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戈华、彭珮云。
3月9日至19日，北京市委在国际饭店召开了北大党员干部会，学习贯彻“二十三条”。万里传达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要求大家总结工作，统一思想，受批判的人和批判别人的人，都要站到党的立场上来，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张磐石虽然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但他就是不认错，也不贯彻执行“二十三条”的精神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这时，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副队长常溪萍实在看不过去，就给党中央写信，谈了北大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希望上级派人来检查。常溪萍是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兼校长，是一位很好的老同志。邓小平和彭真都对他的信做过批示。中央办公厅派人找常溪萍谈话。常溪萍列举事实，反映张磐石对“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的错误态度和做法，一是搞家长制，没有民主作风，独断专行；二是太左了，把北大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把一些正确意见当成右倾错误。后来因为这件事，常溪萍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
3月19日，中央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张子意给北大社教工作队全体队员作报告，着重指出前一阶段运动中间的缺点错误，批评“二十三条”发出以后，工作队无声无息。这个报告把道理讲得很充分。
4月2日，中央宣传部又在民族饭店召开北大工作队部分骨干座谈会，检查、总结北大社教工作的问题。会议一直开到4月6日。接着中央宣传部又召开了全体工作队员大会，北大校、系主要领导干部也参加了。陆定一、张子意等同志讲了话，对工作队的错误进行了分析批评。会上陆定一同志宣布撤销张磐石工作队队长的职务，任命许立群任队党委书记兼队长，并宣布增加常溪萍为北大社教运动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成员由八人增加到九人，许立群任组长。
新的工作队领导对前一段的工作做了一些善后处理，北大党委也能抓教学工作了，但是党内还有思想分歧，不能团结。彭真认为，如果要想北大社教运动继续进行，取得较好的结果，必须在北大党员当中进行一次整风教育，通过和风细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清理思想、分清是非，实现新的团结，否则北大今后无法正常工作，而且北大社教运动对其他高等学校的影响也不好澄清。
6月29日，彭真亲自向北大党员干部和全体工作队队员作了一个重要报告。这个报告的主要精神是动员党员干部为了党的事业进行整风，要自觉革命，分清大是大非，增强党性，加强团结，把北大办得更好。针对当时一些人的思想，彭真专门讲了增强党性，正确地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批评了那些在个人小事上“纠缠不休、滔滔不绝的争论爱好者”。
7月下旬，中央宣传部、高等教育部和北京市委联合发出通知，在国际饭店召开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校系主要干部及部分支部干部和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参加。由原社教运动九人领导小组成员加上三个领导部门的负责同志组成会议领导小组，许立群任组长，市委文教书记邓拓任副组长。
7月29日开始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参加的有250多人。我们先是学习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关于增强党性、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的指示。继而，校党委、系总支负责人带头清理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搞了一个多月，绝大多数单位同志之间的隔阂有所消除，团结也有所恢复，基本上达到了整风的目的。9月4日，会议就基本结束了。只剩下三个系，即经济系、技术物理系、哲学系。技术物理系、经济系的会多开了一段时间，很快就结束了。最后只剩下聂元梓所在的哲学系分歧很大，问题也很多，一直开到1966年1月，矛盾没有解决，会议领导小组认为再僵持下去也没有意义，就宣告哲学系的整风学习会结束。
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把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说成是长达7个月之久、围攻革命派的“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实际上，1965年9月4日大部分人就走了，技术物理系和经济系开会时间稍长一点，只有哲学系一直拖到1966年1月。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的主旨是要求大家自我批评，增强团结，消除隔阂，共同把北大办好。这些指导思想，都是彭真同志亲自提出的。现在看来，彭真同志1965年6月29日报告里讲的道理，基本上是对的。虽然受当时“左”的影响，他也说到要检查两条道路的问题；但是对党内斗争应该怎么做，同志之间应该怎样对待批评，会议坚持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强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批评了“唯成分论”的错误。对于始终不进行自我批评的聂元梓也没有任何处分。
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彭真同志要用这么大的力气来抓北大社教运动中的问题呢？正如他在报告里所讲的，如果不纠正前一段的错误，全国高等学校都照这个办法去搞，怎么办？如果北大是个资本主义熔炉，全国还有几个社会主义熔炉？如果北大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全国还有多少无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当时，北大搞社教，北京市的大学都很紧张，整天打听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岌岌自危，因为执行的都是一样的路线，做的工作也差不多，干部的家庭出身也相近。
近年来一些人的文章根据“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某些署名者的说法，说哲学系出现一些积极分子并非突然，大字报是在基层党内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由少数教师自发写的。但是这些人一直没有讲当时党内发生了什么矛盾，是什么性质的矛盾，他们在矛盾的漩涡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只是说因为党内有矛盾，对领导不满，所以写大字报。实际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教运动讲得很明确。这个运动就是在“左”的错误影响之下搞的。党内同志间是有一些意见，但根本不是阶级斗争，不是敌我矛盾。哲学系的同志在社教运动最后思想也统一不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少数人又把问题提了出来，并且上纲上线到敌我矛盾的高度。这就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前北大的背景。
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
关于“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的经过，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里面讲得很明确，是在康生幕后策划、他和妻子曹轶欧的指使下炮制出来的。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党史组的同志写过一篇文章，叫《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在《百年潮》2001年第9期上发表了，列举了大量材料，把到底为什么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出来的，讲得很清楚。因此，对这个问题，我只是简略地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