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也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经过
作者：彭珮云
康生、曹轶欧是通过张恩慈了解北大情况的。张恩慈原来是北大哲学系青年教师，在社教运动中是积极分子，1965年7月被调到马列主义研究院。调去以后，张恩慈通过曹轶欧向康生反映了北大社教运动的情况。我觉得，康生之所以选择北大作为突破口，当然首先因为北大是一所重要的学校，同时和北大社教运动遗留的问题有很大关系。康生通过张恩慈对此了解得很清楚，所以就派调查组到北大来了。
曹轶欧调查组的意图很明显。一到北大，我们就感到他们是来整我们的。曹轶欧找陆平谈话。陆平要求向她汇报工作，她根本不听，打个招呼就走了。学校为调查组准备了住处，他们不住，却住在西颐宾馆，背着北大党委进行反对陆平和校党委的秘密活动。曹轶欧还到处打听我，问彭珮云到哪里去了？打听到我在北大昌平分校后，曹轶欧就派张恩慈带着两个人专门去昌平分校搜集我的材料，但不找我谈话。曹轶欧还曾去鼓动陈守一同志。陈守一当时是北大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负责学术批判，资格很老，影响也比聂元梓要大。因此，曹轶欧就两次动员他揭发陆平，并说，往上揭，没你的事，你揭了就没有你的责任了。但陈守一严词拒绝。她鼓惑不了陈守一，只好去找聂元梓。
关于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据我在“文化大革命”后了解到的情况，证据是充分的，主要是三条：
一是“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的自白。康生在1967年1月22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到，1966年5月他派了一个调查组到北大，“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
二是刘仰峤1979年7月16日提供的情况。刘仰峤是教育部副部长，他曾跟曹轶欧一块去北大，也是调查组的一位负责人。他说：“大字报出来后，张恩慈告诉我：大字报是在曹轶欧授意下由他出面和杨克明商量后杨克明写的。”“调查组的工作是按曹讲的方针干的，都是在曹具体指使下进行的。”刘的结论是：“大字报的主谋是康生、曹轶欧，串联是张恩慈，执笔是杨克明，聂元梓搞成第一名是因为聂是总支书记。”
三是大字报执笔人杨克明1967年写给戚本禹和江青的信，以及1978年大字报署名者写的揭发材料。杨克明1967年7月写的《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专题报告称：“中央文革的曹轶欧同志带领调查组来到北大！张恩慈也跟着曹大姐来了，这对我们是特大喜讯！”“就在这关键时刻，康生同志、曹轶欧同志通过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做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杨克明在1978年12月写的情况是这样：“我听到《五一六通知》传达后……到马列主义研究院找张恩慈说：我们也要向中央反映才好。张说：现在中央通知已下达，向上反映材料还少得了，上面哪里看得过来那么多。他又说：现在北京市委机关里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还是这样来得快。我当时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杨克明在1978年6月写的材料里还讲：“张恩慈的话对我确实起了启发作用，又可说是暗示作用。”有的人现在却又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显然，前后矛盾嘛！事实就是事实，想抹掉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我还想讲一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集中攻击的宋硕讲话。宋硕讲话实际上是在北京市各校党委书记会上传达华北局指示的内容，这在宋硕讲话和陆平传达宋硕讲话时都明确地讲了。可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们把华北局三个字删掉，硬说这是宋硕、陆平和彭珮云搞的“阴谋诡计”，以此欺骗群众，欺骗中央。1966年6月1日晚，工作组进校宣布停止北大党委的工作。据工作组简报载，天津大学一个同学在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后给北大来信称：“我们校党委书记苏×的所谓指示与宋硕讲话一模一样。苏×刚从北京开会回来，不知他们开的什么会，受了什么人的指示。”苏×与宋硕讲的一模一样是因为他们都是传达华北局的指示，这也可以证明宋硕讲话绝非宋硕、陆平、彭珮云的阴谋诡计。聂元梓等人真是欲加之罪不择手段地诬陷。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对“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已有明确结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决不要违背事实随意发表翻案文章，这无助于人们正确地汲取历史教训。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