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王炳南与新中国外交
作者：骆亦粟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返回的权利。
这是在双方互不承认的情况下体现双方共同意愿“各说各的”奇特文件，叫做“协议声明”。17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签署的《上海公报》就是延续了这种做法。
其后，双方进入第二项议程即实质性问题的讨论。一开始就很麻烦，关于什么是实质性问题，双方意见存在分歧。后由中方主动建议在第二项议程中双方自由地交换意见，不必确定详细议题和排列议题的次序，这样才打破了僵局。自第20次会谈开始，双方代表在历次会议上都是各自阐述本国政府的立场观点和政策主张。炳公发言自然是围绕着中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台湾问题，并一再提出解决问题的协议草案；美国则坚持霸占台湾，并要求中国对台湾放弃使用武力，双方主张距离甚远，会谈无进展。1957年，在第73次会议上美方提出改由参赞代表参加以后的会谈，想使会谈降级，遭中方拒绝，会谈因此中断近一年。1958年，台海局势一度紧张，经过双方多次磋商，中美双方改在华沙恢复大使级会谈。会谈仍是不断交锋，一拖数载，期间双方具体做法曾有变化，在实质性问题上美国政策不变，会谈无进展。1964年4月，炳公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至此，他和美国先后三任代表谈了九年，共计120次。
中美会谈一开始就是在毛泽东关注和周恩来具体领导下进行的，外交部还专门成立了以章汉夫为首的工作班子。炳公在强有力的领导下同美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胆有识，善于掌握主动，把握分寸，温文尔雅，不使用过火和伤人的语言，体现了新中国特别是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和艺术，胜利完成了值得载入史册的艰巨使命。
出使波兰开拓进取、直言诤谏
1955年炳公被任命为驻波兰大使。当时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波兰是社会主义阵营重要国家。新中国自建国之初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把“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对外政策总路线三项内容之第一项。从炳公性格看，做国际上友好团结工作是他的长项和心中更乐于做的事情。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波兰国内局势动荡，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对国内形势、过去的政策、波苏关系等重大问题发生分歧，决定于10月召开中央全会，改组政治局，准备推举1948年因“右倾民族主义”被罢黜监禁的前领导人哥穆尔卡复出以稳定局势。苏共领导反对哥穆尔卡重新上台执政，进行干涉，准备用武力解决问题。在此紧要关头，炳公发动全馆人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有关情况，争分夺秒地向国内报告反映，不断召开使馆党委会议研究形势，向中央报告使馆党委的分析和看法。列席会议的新华社分社记者有不同意见，炳公虽不同意其看法，但也同时向国内反映，这对中央领导更全面了解情况，作出决策起了好的作用。对一个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来说，尊重少数、尊重不同意见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和政策，支持波党新领导并劝阻苏联动武，并派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做工作，避免了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流血惨剧重演，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1957年1月在波兰议会大选前夕，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访问波兰，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并继续调解波苏关系。炳公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深知周恩来，配合默契，起到了参谋长的作用。考虑到波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和哥穆尔卡的特殊情况，经炳公安排，除与波兰领导人正式会谈外，周恩来还前往哥穆尔卡私宅进行了两次只有翻译在场的单独交谈，这在周恩来外交实践中是第一次，也是以后罕见的特殊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波兰事件以后，中波两党两国关系更加密切，团结友好达到高峰。
1960年后，中苏分歧公开化，同苏联关系密切的东欧国家同中国的关系逐渐恶化，驻东欧国家的大使一方面要坚持反对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同时又要做争取工作，难度之大可以想像。炳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力求使意识形态的分歧对国家关系的影响减到最低限度。在大气候十分不利的条件下，中波两国关系保持了相对正常，除党的政策外，与炳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炳公工作的一个特点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以极大的热情进行工作，开拓进取，从不守株待兔，被动应付。他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上中下、左中右和社会各界都是他工作的对象。他重视调查研究，一方面抓报刊的公开材料，一方面抓对外活动和从中得到的活材料。他不仅要求使馆的形势报告要有分析看法，自己对外交涉结果和对外活动了解到的情况上报时一般也都提出个人看法和建议，很少纯客观报道。他政治上比较敏感，经常从看似平常的材料中发现背后的问题。1963年某日在与波外贸部长接触中，对方谈了中波贸易中的问题，同时谈到苏东国家经互会内部意见不一致的一些情况。炳公认为这个谈话反映了波兰的重要动向，在发回国内反映谈话内容的电报末尾加了很长一段话，列举了波兰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争论中值得注意的七件事，指出苏联与东欧国家矛盾有所发展，建议对波方要求予以适当迎合，认为这有助于使波兰在中苏斗争中采取较为中立的立场并影响其他东欧国家。国内采纳了炳公的建议，周总理指示炳公约见波外贸部长对他的谈话作出正面答复，同时约见波领导人按国内指示要点进行一次谈话。炳公的调研工作特别是通过对外活动进行调研曾得到陈毅外长的好评。
炳公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忠实地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但不是简单地奉命行事，更不是揣摩领导意图然后无原则地迎合，而是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并且不顾个人得失，不怕触犯上颜，勇于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也许是最能反映他革命品质的一个特点。他的一些建议事后证明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有“逆潮流而动”的风险。比如，1962年回国述职汇报波兰形势时，他强调指出：波兰要求中苏团结，苏共二十二大后对我们友好；哥穆尔卡认为中共是大党、是有经验的党，现波正继续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他越讲越无顾忌，接着说：波兰党给我们党中央写信，我们党复信不讲实质内容，要他们去看我们给苏共的信，波兰一政治局委员向我表示：波兰党是独立的，即使我们错了，也应给我们批评，不要只让我们去看你们给别人的信。在当时国际共运意识形态斗争方兴未艾，波兰被认为同我们“有原则分歧”的情况下，炳公为波兰讲话，胆子可谓大矣！
炳公工作方面的第三个特点，也是他的长处是善于结交国际友人。他与波兰人接触交往，坦率真诚，不玩弄外交辞令；贯彻执行政策，但不强加于人；了解情况，有问有答，使人愿意深谈；态度庄重，但不摆架子；语言生动，有时亦庄亦谐，谐不落俗，使人愿意接近。即使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激烈争论的大气候下，与官方人士难免观点交锋，但从不使用“宁左勿右”或带侮辱性的语言。这些交往和谈话的艺术，再加上自己融中西方文化于一体的文化修养和丰富的感情世界，也许是他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在波期间，他同官方上层保持着良好关系。遇有工作需要，可与波党政治局委员直接通电话联系，或往访或邀请来使馆，有求必应。即使在1960年以后因意识形态分歧两党关系恶化，他同波政界人物仍保持着不违背各自政府政策的私人交情。1964年王炳南奉调回国，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政府总理西伦凯维茨以及一些部长都接受了他的辞行拜会，交谈亲切，依依不舍。炳公不仅在政界，而且在社会各界都交了不少可以真诚相待的朋友，对文艺界似乎更情有独钟。波兰著名的“玛佐夫舍”民间歌舞团曾三次来华演出，毛泽东观看、周恩来宴请，《小杜鹃》一歌20世纪50年代曾风靡中国。炳公与歌舞团保持了密切的关系，离任时被授予“玛佐夫舍歌舞团名誉团员”的称号。炳公对此深为高兴，并引以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