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王炳南与新中国外交
作者：骆亦粟
历经劫难，更见忠心
1964年炳公自波兰回国后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时年56岁。这时他既有国内工作的经验，又有国外工作的锻炼，各方面更加成熟，原可以为党和国家做更多的事情、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他还没来得及进一步施展才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开始他受到大字报“炮轰”，不久被隔离检查，失去了自由。根据“揭发”，他被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只要其中一两项成立，他就会身败名裂，甚至“死有余辜”。面对如此大的压力，他理智冷静、从容坦然。当专案调查人员对他进行调查和在批斗会上质问他假党员问题时，他总是严肃地说“我是真地入了党的”。字字千钧，凡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内涵和分量，能够体会他百感交集的心情。1969年底，炳公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继续接受审查。
经周恩来关注催询，1975年炳公终于被分配了工作。这意味着“解放”了。不过不是回到他不是没有感情的外交部，而是改作民间外交，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当时对外友协是外交部附属司局级单位，炳公实际是被降级使用，但他未予计较。这时，他已年过花甲，“文化大革命”使他丧失了九年宝贵时间。他没有埋怨任何人，对整过他的人也没有任何报复念头。像过去对待任何革命任务一样，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和特有的激情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炳公朝气未衰，锐气未减，到任后即抓紧对外展开工作，对内调整改革，在任12年使友协各方面工作在过去基础上有了明显发展和改进。各国应邀来访友好团体上百个，组织了许多友协代表团和其他群众团体代表团出国访问，他本人也亲率代表团出访了40多个国家。对来访客人，对影响较大或要求见他的，他都出面接待。经常是上下午会见客人，中午晚上参加宴请或其他活动，像过去一样很少空闲。出国访问，集中精力于会见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宣传中国，增进人民间友谊，无意游山玩水，逍遥自在。
炳公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对国际上的老朋友特别重视。1984年率团访问波兰，与波前国务委员会主席奥哈布、前总理西伦凯维茨等20年前的老友重逢，抚今追昔，共话沧桑，其情甚挚。对于波兰访华的各种代表团他都乐于会见。对于长住在中国的经过考验的国际友人，如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艾黎、西园寺公一等，他不时前往看望。每年他们生日，炳公总要前往祝贺；对他们日常生活，周密安排，从无疏漏。这些友人对他的情谊也深，交谈亲如一家。炳公同金日成也保持着长年的友谊，每年新年都互致贺电。1979年炳公率团访美，会见了20多年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三位谈判对手约翰逊、比姆、卡伯特。过去两国敌对时，双方代表各事其主，现今两国建交，约翰逊等三位已经退休。老人相见，相谈甚欢，岁月蹉跎并未影响他们成为相知甚深的朋友。
此时的炳公，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尤其注意生活上不搞特殊化。每天上班，都是从家中步行去机关，不用公车；中午与干部群众一起在友协内部食堂用餐，不吃小灶，利用机会接触群众；出国归来，经常首先去各办公室看望干部；发现职工生活中的困难，总是尽力帮助解决。这些做法得到好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作报道。
由于经历了更多风雨，政治上更加成熟，他对国家兴衰更加关注，多次给中央写信或写报告，陈述对国事及时弊之意见，其中包括反对干部特殊化、加强对青少年的革命传统教育等问题。文件末尾均签名王炳南，表示对信件和报告负责。1984年他率友协代表团出访苏联、波兰、东德、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家。回国后，炳公于7月12日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汇报了在这些国家亲眼看到的情况，着重提了两点建议：（1）考虑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2）加强对东欧国家的工作。他详细论述了提出意见的根据。当时中苏关系尚未松动和改善，党内认为苏联社会制度不属于社会主义的还大有人在。据悉，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高层会议上，炳公曾就中美关系提出意见，认为不宜与美国建立战略关系，对针对苏联的“一条线”战略提出异议。此时，可以看出炳公渡过“文化大革命”逆境之后眼界更开阔、思考问题更深远了。
炳南同志于1988年12月22日与世长辞。他一生朴实无华、淡泊名利，从不突出个人、居功自傲。生前写过一份遗嘱，其中写道：“我从1925年初参加党团工作时，没有想到今生能看到革命的胜利，没有想到还能活到今天。这一切伟大的成果我都看到了，尤其难得的是我曾在毛主席、周总理和叶帅身边工作过，我感到无比的幸福！”他最后写道：“回首平生无憾事，只恨许多有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只要同志们想起我时说一声‘是个好同志’也就满足了。”“只恨许多有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这既是他一生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辛劳的写照，也是他一生丹心报国、全心为民、一心为公高贵品质的写照。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