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用１０个亿救活１００个亿
作者：马成德
开始，我们研究通知精神。通知中提到，“一期停缓”，我们理解“停”主要是停主体工程；“缓”是指自备电厂，因为它建成快，收效大；“二期不谈”，事情好办，不谈就是了；“两板退货”，属外贸去对外谈判和赔偿的事，但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向上提出建议，“两板”不退为宜。最为重要的是必须从“损失最小”的原则出发贯彻国务院的“下马”指示精神。我们在讨论中体会到国务院对“两板退货”的态度非常坚决，对“一期停缓”有些含糊，不那么坚决，如果通过我们把工作做好，待到国家财政状况稍有好转，是可以争得续建的，这样就可能做到损失最小或者不受损失。
对宝钢一期工程停缓建问题，各界反映也是很多，大体有三种：1.彻底下马，队伍解散，厂房转交上海轻工业，设备分给各大钢铁企业。我们认为，稍加思考就可以想像到，这么高大的厂房轻工业系统怎么能利用呢？至于设备分散到各大钢铁企业也难以对号入座，无法配套使用，只好白白烂掉。对这种建议，我们认为不妥，不能同意。2. 缩小规模，延长工期，分段建设，缓中求活。3. 施工不停不缓，1984年建成，1985年投产，损失最小。现在证明这是宝钢的正常进度，原定的1982年方案仅是主观愿望而已。第三种方案是我们指挥部研究提出的，提出这个方案除了考虑到各种因素与可能，主要认为可以保住价值昂贵的引进设备，可以做到损失最小或者不受损失。上级拨款要我们新建仓库保存设备，但新建仓库又谈何容易，因为有些器材设备需要在恒温恒湿和红外线照射条件下维护，有的有时限规定。况且新建仓库就得再花一大笔钱，要再征地、设计、定构件设备、施工等，这又得花多少时间，多少钱？如果把这部分时间和钱用来建厂房，以厂房代仓库，把设备安装上去，“就位维护”和必要的“动维护”，这岂不是积极的维护吗！何况当时施工已进入安装厂房阶段。
我们一致认为不管采取什么方案，36万吨的进口设备的维护保管是头等大事。当时吴增亮、陆兆琦、胡志鸿等同志抓得很紧，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解决了大量的保管技术问题，特别是对“大脑”、“心脏”部分，今天证明维护得很好。
在设备维护方案基本落实后，我们专门向国务院写了设备维护报告，请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放心，并说明我们是能够负责到底，把宝钢的几十万吨引进设备维护好。
这一时期，1981年1月20日，我还以个人名义向冶金部党组和唐克同志写过一个报告。我强调说，废止两板合同要慎之又慎，搞不好要吃大亏，甚至赔了夫人又折兵，得不偿失。同时，我要求将我的报告报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后来我又托人将附件转送中央领导同志。
从停缓建到续建的决策
1981年1月，报告送上去后，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在上海召开了论证会。在这次会上意见分歧很大，谁也不听谁的，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在春节前结束，没有什么结果。争论无结果，我们不能等，就按第三方案进行。
1981年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宝钢问题会议。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万里、余秋里、薄一波、谷牧、方毅、姚依林等领导同志以及各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国家计委的金熙英、马洪同志汇报了宝钢论证会的情况，国务院领导同志讲了话。冶金部是部长唐克和我一起去参加的，在路上唐克嘱咐我讲话慎重些。会议在听取金熙英、马洪同志汇报后，我沉不住气了，站起来发言，约有10多分钟。我发言的中心意思有两点：1. 表明宝钢指挥部坚决拥护调整方针的态度，提出为实现此方针所采取的措施，说明第三种方案损失最小。2. 如果“下马”，国内投资也需要15亿元，继续搞下去，只需要25亿元。这时，国务院领导同志问了我一句：“你的意思是，多用10个亿救活100多亿，少花10个亿，100多亿就付之东流了。”我肯定地回答：“是这个意思。”最后，我说如果搞得好，还可以节约2个亿。这时，国家计委的一位同志说：“老马，你可不要拍胸脯，我们建国以来没有一个建设项目不追加投资的，宝钢不是无底洞就不错了。”这次会议虽然没有作最后结论，但我感到国务院领导对宝钢是否下马举棋不定，是非常慎重的。这就更使我坚信，我们的调整方案，即第三种方案是可行的，将会得到支持。
回来以后，我们又安排、部署做好设备维护工作，因为，无论下不下马，设备维护都需要贯彻始终的。但是工程还是照常进行。实际上1981年国内投资完成将近4个亿，比抢建的1980年还要多。国家计委金熙英同志支持我们的方案，在年度投资上也给了支持。
在宝钢停缓建阶段，施工进度没有受影响，可能唯一受影响的是生产准备工作中的出国培训等项目推迟了。国内设备原定不退货，但1981年夏季因施工急需而发现有一批大约40吨—50吨钢窗退了。因为此事不大，也未去追究责任者。发现后，我们立即找上海市有关单位，请他们协助，花半年多时间生产出来了。由此可见，如果当时把所有定货都退了，肯定会对宝钢建设带来严重后果。
在我们积极贯彻上级决定时，也有些流言蜚语袭来。有人说我们是口头说“下马”，实际继续施工；有人说我们和中央在政治上没有保持一致。这些都是上纲上线的，份量不轻，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思想不踏实不安定。
1981年3月谷牧同志来宝钢，听了我的汇报，同意指挥部安排的工作，认为指挥部贯彻中央精神是积极的，体现了积极对待调整方针的态度。这时，我们一直不安的心情始得平静下来。
不久，薄一波同志来到宝钢，看了工地，认为干得很好。他说，不管宝钢工程决策怎么样，对你们这些宝钢建设者我是鼓掌的。
1981年4月，姚依林同志来宝钢，看了工地后讲了话。他说：宝钢在调整中做了大量工作，对问题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执行调整方针是积极的。在这样的一个大调整中，能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是在贯彻调整方针中作出了贡献的。随后，我专程到北京向冶金部汇报了设备保管的安排部署。
1981年7月，国务院领导同志来宝钢视察，我陪同视察并作了汇报。他始终特别强调设备维护，指出保管不好是对人民的犯罪。
1981年9月间，我们接到冶金部转来的国家计委、建委的通知。通知说：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宝钢工程即日起改为续建项目，并要求1985年建成。这样，宝钢就结束了停缓建阶段。
续建
在近一年的停缓建期间，指挥部抓了几件大事：一是几十万吨设备的保管维护；二是停缓方案的制定；三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稳定干部、职工情绪；四是工地和仓库器材的保卫；五是施工和生产准备工作照常进行；六是抓投资包干的准备工作；七是停止淀山湖引水的施工，改为从长江引水的论证方案。在国务院决定续建后，按照国家计委的要求又增加了一项工作，这就是一、二期工程项目的划分（原来宝钢工程并未分一期和二期，分期来自停缓建决策）。国家计委担心宝钢将一部分二期工程项目混入一期工程而增加投资，所以指挥部将一部分文化体育的建设项目推迟到二期，多保留一些一期工程项目，以利于投产生产。
在以上工作中，我在离开宝钢之前剩下的时间里主要抓了投资包干工作，力争实现节约2亿的诺言，为宝钢以后的工作争得发言权。同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长江引水工程问题的解决有了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