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用１０个亿救活１００个亿
作者：马成德
在宝钢实行投资包干是一件很复杂、很艰巨的工作，但为了宝钢建设，这件事非抓不可。为了给投资包干做准备，王扶副指挥几乎天天与有关同志算账，要包干下去，但推不动。这时，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到各建设单位去，去找建设公司的领导谈话，召开党委会，在做思想工作的基础上，为了全局利益，要他们包也得包，不包也得包。这样一个一个地啃，具体如何包的工作则都落到王扶等许多同志的身上。那时，为了尽快落实投资包干，他们日日夜夜确实很花精力，也非常辛苦。
在实行投资包干的问题上，外界议论不少。有人说实行包干会降低工程质量，但事实证明工程质量很好。还有人说宝钢搞投资包干是指挥部擅自越权，我认为，指挥部应该有这方面的职权和谋略，也有这方面的义务，如果它不能解决敞口花钱问题，就应该解散。
投资包干这件事，我离开宝钢时已包下去60％—70％。后来是寒力同志抓的，成绩显著。他抓后有两个发展，一是包干面扩大了，不仅施工包干，服务、机关也包干；二是有竞争性包干，开始用投标招标办法。宝钢这件事搞成，是同当时形势的变化分不开的。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宝钢一举一动影响大，在很复杂的情况下能包下来，在当时对全国起了示范作用。
宝钢引水工程，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宝钢进入停缓建阶段，有时间处理这个问题。我的态度很明确，对淀山湖引水是不赞成的。上海市委领导同志完全同意我的长江取水意见。当胡志鸿副指挥提出淀山湖工程已铺管20多公里，要不要接着干下去时，我不得不决定停止继续铺设，以免造成既成事实。张子雄同志搞过水利建设，他支持我的长江引水主张，还有一些宝钢和上海市科协的同志给我提供资料和建议，这更促使我下决心。我一方面在领导层展开讨论，一方面和技术干部一起去淀山湖察看。我发现淀山湖和苏州河等几十条受污染的河流相连，而且它自身的蓄水量并不十分丰富，距宝钢直线距离还有70多公里，将淀山湖作为宝钢长久水源，肯定不行。但长江口的水质是否可用，缺乏足够的水质数据。淀山湖引水工程停下来，长江引水还待论证，当时确实是很困难，担很大风险的。多亏有像凌逸飞、张元德等几位热心的技术干部，到处搜寻资料和数据，坚持不懈地作实地调查和试验研究。我也走访上海市科协，并请他们和市建委一道召开全市知名学者和专家组织论证。市科协给予大力支持，先后两次组织广泛的论证（其中第一次是和建委一起组织的）。1982年初，我回北京汇报工作，遇到韩光同志，他开始不知情，经我说明，他表示赞成重新研究宝钢水源。与此同时，我和陈锦华同志在北京相遇，我请他回上海后，到宝钢召开干部会议，做思想工作，争取领导层的一致。陈锦华同志回到上海，在这个问题上做了认真的科学论证和细致的思想工作，并且征询了宝钢顾问李国豪教授的意见。此后，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有大量充分的科学数据，又有韩光和上海市委的明确支持，终于实现了长江引水方案。
搞长江引水，从长远来说，比淀山湖经营管理费要少得多，可以节约大量资金，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将看得越来越清楚。
在宝钢续建后，我们认为二期工程（即两板）还是要上的。如果一旦国务院要谈的时候，我们不能没有事先的充分考虑。我们当时认为二期工程除了一定要搞投资包干外，还必须注意两点：1. 二期设备制造，要吸取一期教训，要立足于国内，合作制造。通过宝钢建设把国内设备制造水平提高一步。2. 二期要与上海钢铁工业结合起来。上海经济效益高，宝钢既然建在上海，就必须统一考虑上海市原有的钢铁工业的发展。我设想，二期可以上两座高炉，一座宝钢自己用，一座生铁直送上钢一厂、五厂。上海本来缺铁，依靠国内其他厂，依靠进口，少量是可以，大量恐怕有问题。宝钢用一座高炉为一、五厂提供生铁，只剩下浦东上钢三厂，国内能供就供，不能供就进口，这样上海市年产500万吨钢的原料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我曾经多次向各方面提议、陈述过这种意见。黎明同志接手主持指挥部工作后，在邓小平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心、支持下，二期工程上马，克服了一期工程中的许多问题，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我在处理续建后的一系列问题之后，又开始抓生产准备工作，召开了总厂的干部会，布置了生产准备工作。1982年5月我被调回部里，从此离开了曾为之奋斗的宝钢。
（责任编辑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