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让天际奏响东方红
作者：孙家栋院士／口述
作为卫星总体设计部负责人，
他挑选出了后来著名的“航天十八勇士”
1957年11月，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轰动了整个世界。之后，美国也发射了人造卫星。在苏美卫星先后上天之后，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大手一挥，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但是美国那般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1967年夏天，经钱学森亲自点将，聂帅亲自批准，孙家栋到新组建的五院出任卫星总体设计部负责人。由于中国的人造卫星计划前领导人赵九章、钱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接手人造卫星计划的孙家栋第一项任务就是挑选人才，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以他的见识和才干，挑选出了后来著名的“航天十八勇士”。
那个时候，形成一支队伍是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两个单位，要真正把它混合起来，这里人事关系啊什么关系啊都是复杂的。根据技术上的需要，好比搞卫星的，这里应该是有几个实验室。这个卫星里都有什么东西，应当怎么组织，还要考虑到要搞总体的特点。因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要考虑到政治上两派不同的意见。这个事情就非常难办，但是最后我还是下决心了。首先它的技术要依靠科学院同志，但是搞这么一个新的单位、特殊研究单位，有一些特殊的性质。不是科学院水平不行，他没搞过，没这个经验，需要搞导弹的人。我就在南苑里，办什么事情拿什么人。也很凑巧，18个人，那时群众闹革命，分派别，这18个人正好是两派，一边9名。最后南苑的同志也很满意，感觉到还能一碗水端平，没偏向哪一部分同志。其实我当时并不是这么考虑，还要从工作来考虑，但是我感觉科学院同志确实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因为南苑来的人总归还是少数，这个工作还要依靠科学院的同志。大家到最后团结到一块儿，用两年多的时间把这件事情搞起来，当时确实不容易。
张爱萍将军经常说，你们大胆去工作，但是你们要非常认真非常负责，只要你们在这儿踏踏实实，好好办，成功了，成绩是你们的，出了事，是我的。他说的确实是真心话。我到五院时也是接近40岁的人了，拿现在的干部来比就不是年轻人了，在那时候还是相对年轻的。这么大一件事情交给你去办，感觉确实是不一样。
前头那个卫星不太容易看见，
那让它俩挨排飞，你会先看见气球，
接着再往前看，就看见卫星了
就在孙家栋组织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时候，法国也发射了人造卫星，成为第三个能发射卫星的国家，亚洲的日本也在紧锣密鼓加快准备。这种局面促使中国第一颗卫星首先是一颗政治卫星。为此孙家栋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了简化。他后来说，这种简化是把一辆汽车变成了平板车。在新的目标中，卫星必须要做到“上得去，跟得上，看得到，听得见”。
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东方红一号”终于升空。卫星总重量为173公斤。而苏联第一颗卫星只有83.64公斤，美国第一颗卫星只有8.22公斤。我们的“东方红”重量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
在当时混乱的状态下，孙家栋的命运也是变幻不定的，就在东方红卫星最后发射的时候，他却没有能够到发射场指挥发射。卫星发射成功后，国防科委推荐出以钱学森为首的17位功臣组成观礼团，在天安门观礼台与毛主席周总理共度“五一”良宵。这17人中却没有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
能有机会上天安门见到毛主席，见到中央领导，那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但是坦率来讲，“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家在那种政治形势下，也没有追求个人的荣誉，我没能去靶场，没有上天安门，也不是像大家想得有那么大的失落感，因为我干的事情是卫星在天上了。那天晚上我独自在天安门广场待着，就看卫星什么时候过来，这倒是最关心的事情。因为是第一颗卫星，不像现在发卫星大家都很习惯了，那时就是一件大事。当时的《人民日报》，整篇登的几点几分过天津，几点几分过广州，几点几分过上海。同时特别给大家解释什么时候能看见，白天是看不见的，晚上快要黑天的时候，过你这个城市，就能看见了。
为了能让地面看见，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因为咱们卫星是1米直径，做大了，咱们火箭不行。找搞天文的人问，他说这1米直径卫星在天上飞，地面看不见，要想办法把它抛光，把它做得非常亮。我们就抛光。搞天文的人再来看，算一算，说不行，还看不见。最后呢把它做成72面多面体，一转的时候就散光。搞天文的同志再来看，说好一点了，不过也不见得能看见。后来就又想个办法，卫星上天的时候，卫星在前面飞，三级火箭在后面飞，三级火箭是固体火箭，固体火箭虽然大，表面是黑的，是灰色的，也不反光。那就在三级火箭外面套个套子，是个球形的气套，气套往上发射的时候不能叫它鼓起来，那就等于一个塑料套捆在三级火箭上。上天以后，卫星弹出去了，这个气套一充气变成个大气球，这个大气球直径4米，外面再把它镀亮了。请搞天文的同志再来算一下，说，肯定能看见了。你说叫人家看这玩艺不等于骗人吗？前头那个卫星不太容易看见，那它俩挨排飞，你会先看见后面气球，你就接着再往前看，就看见前面的卫星了。
除了看得见，还要听得见。那个时候一般的老百姓只有收音机，这个频率短波的听不见。大家后来想个什么办法呢，就由中央广播电台给转播一下。但即使这样的话，听什么呢？你光听工程信号，嘀嘀嗒嗒，老百姓听不懂。大家在一块儿讨论，你一句我一句，结果碰出个火花，放《东方红》乐曲。最后研究完了，拿主意的时候，说好就按这个方案向领导来报。最后给钱学森汇报。钱学森也支持这个事情，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钱学森又叫人写了一个报告，给了聂帅。聂帅也同意了，报给中央，中央最后批了。提出这件事的时候，大家热情很高，情绪非常昂扬。但中央批了以后，等于说是中央下了这个任务了，那就得办好了。这一来就感觉压力大了。第一次搞这种仪器，如果升天以后又变调了，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绝对不可以的，那压力可就大了。后来做得很好，搞设备的同志可是立了功了。
乐曲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毛主席像章。“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同志满街上走，全身都是毛主席像章，那确实是出于真挚的感情。所以大家做完仪器，最后都自己设计了一个毛主席像章，非常大，有的做得非常重，那个时候，做得越大越漂亮就越显示对毛主席的热爱。但这种东西一加上去以后就会给这仪器带来很多问题，比原来沉了很多，验收的时候就不好办。好比说这件仪器搞出来应当2公斤。他给你拿来以后，2.5公斤，超了半公斤，还不敢说，你说怎么超半公斤？他有非常名正言顺的理由，我仪器就是2公斤，那半公斤是毛主席像章呀，你敢说这半公斤增加不对？但是多了以后加在一块儿，箭就打不动了。另外，这个仪器有个散热条件，什么颜色，这个结构多厚，里头热量能不能散出来等等。加上毛主席像章以后，里面可能温度就高了，就等于说这个仪器外壳太厚，里面热就散不出去。从技术来讲你也不敢说。你说加个毛主席像章把仪器弄坏了，要说了这句话，将来可能什么帽子都给你扣上。这样的话整个卫星的质量就根本保障不了。这个事情大家心里都明白，搞技术的人心里都明白，都心照不宣，但谁也不敢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