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让天际奏响东方红
作者：孙家栋院士／口述
一句话，任何一件事情干和没干这个感受是绝对不一样的。我在南苑搞火箭，也参加过第一次发射，那个时候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搞第一颗卫星同样是这样情况。这个火箭就是几十分钟的事情。我搞第一颗火箭的时候它的进程7分钟。上天以后大家非常紧张，等7分钟就过去了，卫星上天本身就比火箭时间长得多得多，大概要20多分钟，才最后证明它上去了。上去了以后在天上要工作，当时第一颗卫星定的是在天上工作24天。每一圈都要接收《东方红》乐曲，要听它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有个同志胡世祥（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管按一个电钮。口令下来，他说他的手都是哆嗦的，觉得电钮按都按不动，真正按到底了，感觉还没按到底，全身劲都使上了。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压力！
在现场的人都蒙了，大部分人都哭鼻子了，
我跑到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头号啕大哭
1974年，作为总体部负责人的孙家栋已经领导设计研制了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卫星和第一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下一个目标是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研制返回式遥感卫星。上级把完善卫星设计和工程实施的重任再次交给了孙家栋。
但是，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飞行20秒钟以后就爆炸了，冲天的大火让孙家栋痛哭失声。
1975年11月26日，由“长征二号”火箭发射名为“尖兵”的返回式卫星。卫星按预定时间返回，落在贵州关岭铁索桥的树林里。到1978年，中国已经连续三次试验成功了返回式卫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
1974年底那次发射，对我们教训最大。造成这么大的失败，是由于火箭的原因。但是最后把原因查出来，竟是非常简单的一件小事。就是火箭里一根导线里的铜丝质量不太好，断了，但是外面胶皮套没断。断开了以后，你要不抻它的话，它还连着，因为外面有一个胶皮套。火箭发射的时候，一震，它就有时候离开，有时候接上，就这么简单。
发射的时候我们都在地下室里。地下室有几十米深，上面都是水泥防固的设备，有防爆门把它关上。指挥员装一个潜艇的潜望镜，把它推上去，看见外面。我们在里面，发射前的几秒钟就不能出去了。等过十几秒了，拿潜望镜看，火箭确实转弯了，才能把防爆门打开。我在地下室里都已经听见了这个东西掉下来，因为掉得离发射台很近，像个重磅炸弹似的，在地下室都感觉到震动特厉害。完了大家出去再看外面的景观，在现场看，一片火海，半个天是红的。
那一瞬间，脑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可以说确实感觉有点呆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长时间自己没反应过来，渐渐渐渐地就反应过来了。所有现场的人都蒙了，大部分人都哭鼻子了。我跑到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号啕大哭。那阵子腿都走不动了，确实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这个问题找出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在那一片大沙漠里，大家甚至把那个沙地都翻1尺多深拿筛子筛，任何一个小块的东西都要把它筛出来，炸得再碎也得把它挑出来。完了以后大家来认，这一块小铜片是我这个仪器上的，那个螺丝钉是我这个仪器上的。大家分门别类把它都找出来。然后一块一块来看，正好就找着这么一根导线。也特别有意思，这根导线中间断的部分没崩断，两头都断了。拿起来用X光一照，里面导线断了。但是光找着这个还不算充分的证据。还要弄明白这根导线是干什么的，在哪个系统上，在这个时间上这根导线要断了，应当出现什么现象。先理论分析，再上实验室里进行模拟实验。实验得出的结果和那天火箭往上飞的时候运动摇摆情况完全一样，就证明这个东西确实是它。
中国的运载火箭要走向世界，
进入国际市场，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孙家栋就作为中国航天代表团的成员，多次出国考察，开始和西方航天科技人员进行交往。1985年10月，经中央批准，中国航天部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要走向世界，进入国际市场。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
当时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和“大力神”火箭，欧洲的“阿丽亚娜”火箭相继发射失败，而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再次发射通信卫星成功，时机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此时的孙家栋已经是航天部副部长，肩负着领导中国设计和研制第二代卫星的重任。在中国火箭进入世界市场的艰苦谈判中，他又一次出任了主帅。
1990年中国“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标志着中国航天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
中国提出对国际市场有发射服务，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国航天事业到底发展到什么水平，人家不太了解。但从商业活动角度来讲，他们的思想也是矛盾的。一方面瞧不起你，另一方面又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水平，怕你夺了他们的市场。所以当时中国火箭一进入国际市场，这两方面问题都遇到过。怎么样才能推销出去，这是大事，两眼一抹黑。过去在西方学习过的老同志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们这些人跟西方从来没有接触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参加了航天学术活动。欧洲航天局局长对中国还是比较友好的，他说中国火箭要想进入市场，需要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是欧洲的“阿丽亚娜”火箭当年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从提出来，到真正拿到第一份商业合同，用了8年时间。当时这句话对我们刺激很大。
最后，我们是1985年提出来进国际市场的，真正出去活动是1987年，第一份合同是1990年拿到的。从提出来到发射成功用了5年时间，真正活动大概3年多一点时间。确实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人家觉得中国的火箭确实是质量比较好，报价也比较低，但是怕把这个世界市场冲击得太厉害，所以又千方百计来限制我们。最大的限制是什么呢？因为那时咱们卫星质量还不行，进入不了国际市场。火箭的买主买了美国卫星或者欧洲卫星，然后再买咱们的火箭来发射。美国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说我的卫星是特殊产品，出口得需要国家批准。因为这不是中国买的，所以我的卫星不准许出口到中国，不然我的技术安全保证不了。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话给驳倒了。我就说你这个卫星到中国来发射，不是出口到中国的。中国没买你卫星，这个卫星到中国是过境，从这儿路过一下，进来以后到我的靶场，从靶场就上天了。那过境和进口有什么区别呢？你过境的东西我可以不检查，但是由于你过境，我可以采取特殊办法。你把自己的卫星好好包起来，你不是怕人看吗？老怕技术泄密，你就派专人，自己看着，到了靶场以后要测试，我租给你一个厂房。这个厂房包括大门钥匙都交给你，这个厂房里电在什么地方，水龙头在什么地方，我都告诉你。卫星拉进来了，你关上大门，你在里头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但你给我保证一条，不能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事情。这个要叫我抓着了，那是肯定不行。完了以后你搞好了，再把它用塑料包起来，装在我的火箭上，我火箭整流罩一包，到时候给你发射就完了，我也没看见你卫星什么样，这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进入国际市场，最难沟通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双重矛盾。在谈的过程中，能感觉出来别人本身并没有瞧得起你，认为中国火箭并不是说说就能拿走合同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确实怕你真正打开这个局面以后，把他的市场、他的利益给冲击了。所以他在条文上写得非常苛刻。比如说从技术保密角度来讲，你一定得保证我怎么地怎么地，那个口气都是财大气粗的。同时你一定得保证每年最多能拿走多少个合同，就是限额。这类条款定得特别多。但他条款写的这个口气都是单方面的，所以我们在第一轮谈判的时候先没跟他纠缠，就谈这个文件本身咱俩是平等的，我不是求你的，这个文件得是商量着办。你应当办什么事情，我应该办什么事情。这是第一轮。跟他谈了一通，他也感觉跟中国人打交道起码这口气上得是平等的。但是第二轮就变成了实质性东西，好比他规定说你这个火箭报价不能低于世界市场上多少。咱们的最大优势就是便宜，我才能拿着合同，因为咱们名声没打出去，假设跟他一样报价的话，那肯定是一个合同都拿不上。那我就强调中国本身报价就便宜。他说你这是政府补贴。实际上作为商业活动来讲，确确实实国家是没有补贴的。因为你进入国际市场，如果国家再赔钱，确实是不行的。我们确实是有效益的。这个效益当然可能比西方低一些。第一颗卫星发射上去以后，我们不仅仅给它发射成功了，而且它要求卫星得送到哪一个点上，我们就给它送到哪个点上。我们就是精度高，搞了几十次发射，国外用户就说中国火箭发射卫星的精度是非常高的，非常佩服。从那以后，就连续跟我们定了几个合同，用中国火箭发射。
1999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授予孙家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回家后，孙家栋给妻子带上了奖章，表达他对妻子多年来对自己的理解和支持的衷心感激。
2003年，孙家栋又一次挑起重担，出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但他说，这只是个过渡性的工作，中国的航天事业已经有了一支年轻的队伍，未来的工作主要都靠他们去做。
（责任编辑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