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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故乡二三事
作者：孙云贵
“我的房子一定要处理掉，
决不能同毛主席的旧居相比！”
周总理故居座落在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原淮安县)的附马巷，由东西相连的两个小宅院组成。总理生前对旧居的处理所表现出的革命家的胸襟，深深地感动着故乡人民。
新中国成立初期，淮安县委就对周总理旧居进行了初步修缮。这既表达了故乡人民的心愿，也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可是，当总理1952年从亲属的来信中得知这件事后，马上写信给淮安县委，制止作进一步修缮，并用自己的工资偿还了修缮经费。
1953年，周总理要求淮安县委把他的旧居处理掉。对总理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县委的同志们是能理解的。但作为县委来说，有理由考虑到故乡人民的感情和全国人民的心愿，因而没有按照总理的意见办。为此，当时的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去北京时，还受到了总理的批评。后来，总理还特地写了一封信请王汝祥转给淮安县委，信中说：“……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子作为纪念，引人参观……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要使原住这所房子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请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周总理在两年后接见淮安县委另一位负责人刘秉衡的时候，又提起这件事，而且比以前更严肃了。总理说：“王汝祥同志来的时候，我叫他回去处理掉我的房子，他‘骗’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处理，是吗？”刘秉衡婉转地作了解释。总理听后说：“我的房子一定要处理掉，决不能同毛主席的旧居相比！”第二天，邓颖超又为这件事专门找刘秉衡谈话。她说：“总理多次说了，一定要把他住过的房子处理掉，不能和主席的旧居比。如果不拆，也可以用起来：办幼儿园，办图书馆，或者让人去住，总之要用起来，处理掉……这是总理一贯的意见，我完全赞同。”
周总理的嘱咐是严肃的，邓大姐的态度也是认真的，刘秉衡回淮安后如实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的同志们都感到不能再违背总理的意见了，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把总理诞生和生活过的东边宅院，作为县委学习室和儿童图书馆；西边宅院让群众住进去，执行后写信向总理作了汇报。时隔不久，县委收到国务院的回信，说总理对县委的做法表示满意。
1961年8月，总理在见到侄媳孙桂云的时候，又详细询问了县委对旧居处理的情况。孙桂云在谈话时无意中说到，虽然县委做了不少工作，但还是不断有人去参观。总理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他说：“还是拆掉好，拆掉了还可以盖工厂、盖学校嘛！”他还认真地嘱咐孙桂云：“你们不要说出我住过的房屋，还要告诉邻居，叫他们也不要讲。”
随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望的日益提高，前来瞻仰旧居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当中，有的来自偏僻的乡村，有的来自遥远的城市，还有许多从世界各地来的朋友……自发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然而，他们在院墙门口看到的，却是一块“私人住宅，谢绝参观”的木牌子。人们都带着莫大的遗憾，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周总理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里很不安。多年来，他希望自己的旧居“不留痕迹”，可是，参观的人却有增无减。终于，总理决定采取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973年11月13日晚，国务院办公室的一位负责同志给淮安县委办公室打来电话。当时值班的是一位县委副书记。国务院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对他说：“总理听到反映，说要动员住在他家的居民搬家，还准备修整房子，准备开放让人参观。请县委调查有没有这样的事，向国务院办公室汇报。”
翌日，淮安县委的同志立即去旧居了解情况。周总理的侄儿周尔辉反映：没有人动员居民搬家；也没有修整过房屋；自发来参观的人，大都被谢绝了。当晚，县委向国务院办公室如实汇报了情况。11月17日，国务院办公室向县委正式传达了总理关于处理旧居的三条指示：（1）不要让人去参观；（2）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3）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第二天，县委常委会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根据总理指示作了三项决定：（1）不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2）不维修房屋；（3）县委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不组织、不带领人们去参观。当天晚上县委向国务院办公室作了汇报。
11月30日晚，国务院办公室又来电话，说：“总理对县委决定的三点表示满意，以后要派人检查你们的执行情况。”时隔不久，国务院办公室负责同志又打电话给县委书记，询问对“三条”的执行情况，县委书记回答说：“认真执行了。”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1974年8月1日，周总理见到侄媳孙桂云时，又询问了“三条”的执行情况。孙桂云说：“都执行了。但外地人千方百计找上门来，实在没办法。”
周总理思索了一下，问道：“把房子拆了，你们搬个地方住，行吗？”站在一旁的邓颖超表示支持：“拆迁吧，我们给钱。”孙桂云说：“拆迁房屋要经政府批准，我们自己作不了主。”
周总理点了点头。最后，他又嘱咐：“你们要劝说前来参观的人，请他们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的故居。”
孙桂云深深理解伯伯的意思，会心地点了点头。
因为拆迁房屋要经政府批准，这件事一直没有定下来。这样，周总理的这所故居才得以保存下来。
“他们想在北京解决钢材问题，
我当然不能那样做！”
1958年，淮安县委派副县长王汝祥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工作。由于当时县里计划办几个工厂，县委想顺便请求总理帮助解决钢材问题。
王汝祥是7月初到北京的。当时，周总理正在广州视察工作，没有见到。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叫他住下来等，说总理很快就回来了。王汝祥耐心地等待着。27日傍晚，一位秘书告诉他：“总理回来了，我们已经向他报告你在等他。他说明天上午7点半钟见你，就在总理办公室。”
第二天，天还没亮王汝祥就起来了。一吃完早饭，他立即动身去总理办公室。
王汝祥刚进办公室，周总理就从里边迎了出来，满面笑容地向他打招呼，接着，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让你久等了，急了吧？”
王汝祥把原来准备好的话一下忘光了，他没想到周总理这样热情，这样平易近人，以至他设想好的“台词”都不适用了。他喃喃地说：“不，不，不着急，没什么……”
这时，周总理又拿过来大块西瓜，送到他手里，说：“天热，多吃点西瓜好！”
王汝祥接过西瓜，才想起来说：“总理好！县委的同志们要我向您问好！”
周总理看出了他的拘谨。这时，正好内室走出两个姑娘，其中一个是总理的侄女，总理说：“快过来，见见叔叔，这是我的‘父母官’呵！……”
一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王汝祥也开心地笑了，他顿时感到轻松起来，好像在家里一样。
吃完西瓜，周总理开始问起王汝祥来，从途中观感、生活习惯，逐步问到淮安的生产和建设情况，完全像拉家常一样。王汝祥那个汇报提纲早不起作用了。他在亲切自如的气氛中，把要说的话都对总理讲了。
在汇报到县里想办一些工厂时，王汝祥表示钢材有点紧张，希望得到周总理的帮助。总理便问：“要办些什么厂？条件具不具备？有没有向省里请示？……”当摸清了情况以后，总理说：“办工厂，当然是好事。但从淮安的实际情况看，恐怕目前还应以发展农业为主。农业上去了，可以适当发展一些工业。办农业，要抓好水利，搞河网化，要配套，能排能灌；其次，是抓好农作物改制，步子一定要稳，不能冒进。家乡旱改水是方向，但也要因地制宜。”
谈到办厂的事，周总理说：“办厂要用钢材，这得由全省统一安排。你们想办农机厂，很好。我看，是不是先把铁木农具厂办起来，然后再逐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