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联合国工作忆事
作者：周 南
小平同志对乔冠华讲：“老乔啊，这次我去不光要讲经济问题，还要讲一讲主席‘三个世界’的思想。”
小平同志最后说，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把这个思想讲透。
当天晚上乔冠华就把我拉到他家里去。他说，咱们俩议一议，研究研究发言稿怎么写。他拿出一瓶茅台，我们一边抽着烟，一边喝着茅台，还吃着花生。一瓶茅台，两个人一下子就咕嘟光了。夜里11点多，快到12点了，章含之说了一句：“哎哟，你们一瓶茅台都搞完了，还没谈完呢！”
那天晚上乔冠华和我大体谈出一个思路。第二天，他找外交部的有关人员按照这个思路写了一段，然后和有关经济问题的那部分拼起来，写成稿子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去。
过了一两天，小平同志就召集乔冠华和几个有关人员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讨论稿子。小平同志穿了双布鞋，抽着烟，拿起稿子对我们讲：“这稿子我看了，大体上还是可以用的，但是还有个缺点。就是缺少一段话，缺少一个思想。”要讲什么呢？他一面抽着烟，站起来缓缓地踱着步子说：“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后来还有一段更精彩的话，别人都没有讲过：“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这段话很精彩，充分表现了我们的决心和诚意。当时国际上有一个舆论，说中国将来强大了也可能变成霸权主义国家。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一次会议上就曾伸出三个手指头，表示有三个超级大国，中国是其中之一。因此，小平同志这段话非常有针对性。中国反对超级大国，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贫弱，不够强大。我们把小平同志的这段话记录下来，几乎没动，就作为讲话的结束语。这段话把整个讲话稿的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让我想到了陆机在《文赋》里的“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这句名言。
讲话稿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修改后，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批上了“好，赞同”几个大字。
在讨论讲话稿时，我还记得一件有意思的事。小平同志抽的烟是普通的熊猫牌。乔冠华也抽烟，坐在小平同志对面，拿出一个铁盒子，555牌的，那是好烟。乔冠华就自己抽，也没让大家抽。小平同志看了他几眼，后来憋不住了，说：“老乔，你抽的是什么烟？好烟啊，拿出来大家共一共嘛。”乔冠华这才给小平同志送去。
小平同志在联大的讲话影响很大。当时我就在会场。小平同志讲到最后那一段话时，底下响起非常热烈的掌声。小平同志讲完回到座位上，很多国家代表排着队去和他握手。有些代表向我们表示听了讲话很受感动，很受鼓舞。从那一次起，我对小平同志的印象就非常深刻，他三言两语就能够一下子抓住问题的核心。
联合国是一个大舞台和大学校
对于搞外交的人来说，联合国提供了一个多边外交的大舞台，又是一个锻炼外交官的大学校。
第一，联合国提供了一个多边外交的大舞台。一个外交官不管是派到一个小国家去，还是派到一个大国家去，一般都只能了解这个国家的情况，和这个国家的社会各界打交道。当然他也能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世界全局，但总是不那么直接。而联合国不同，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各个地区的热点问题，只要一发生，都要反映到联合国来。这就要求你逐渐熟悉国际问题的各个方面、国际形势的全局和所有的重点问题。情况逼迫着外交官不能不这样。
第二，联合国又为外交官在每一个具体斗争当中，纵横捭阖地施展才能提供了舞台。一个问题出现了，不是说按照不同社会制度来决定一个国家态度，往往是每个代表根据自己的国家利害的不同来决定自己的态度。也就是说，对每一个具体问题，不同的国家在态度上都会是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出现不同的组合。社会主义阵营不尽一致，资本主义阵营同样也不一致。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去摸清楚各个不同国家，特别是主要国家的态度。然后根据问题的是非曲直，结合我们的政策，决定我们的态度。这就要做大量的会外工作，争取我们认为最好的结果。往往是会场外重于会场内，不是说带个讲话稿，到时候会上那么一讲就完了。我们在投票之前还要请示国内。开始的时候，要国内回了电报我们才敢投票。后来发现这样做很多时候来不及投票，我们就提个建议，电报发回北京时写上“如有不妥，请于纽约时间××点之前回复”。因为纽约和国内有12个小时的时差，国内有时候来得及回复，有时候来不及回复。万一到时没有答复，我们就按原方案投票。因此这方面很能锻炼人独立工作的能力。另外，决议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往往是一字一句，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也要争论很久。这方面既锻炼政治敏感性，也培养文字能力。
因此，我常常讲，经过联合国锻炼和没经过联合国锻炼的干部是不一样的。后来我了解到，一些西方国家有计划地派青年外交官轮流到联合国工作，然后派他们到其他国家当大使。因为他们有多边外交的锻炼，是个全才，不是偏才，再搞双边外交可能会搞得更好一点。
10年的联合国生涯经历的事很多，许多具体的细节已经记不清了。总体上的感觉是，我经过这一时期的磨练，对外交业务，包括政策和策略，比过去的认识更深刻了些，运用上也更加娴熟了一些。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似乎可以独立地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了。要说收获，就是这么一点收获。我想，有过同样或类似经历的同志们，也会有类似的感受。
（参加整理的还有金筱、吴惠娟，黄丽娜参与了后期工作）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