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亲历记（二）
作者：周 南
正好那时候小平同志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港澳地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见之前，允许记者进来照相，然后退场。那天会前，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报告给小平同志，他很生气。记者在退场的时候，要出门了，小平同志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发一条消息，辟个谣。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
第二天我一上班，伊文思就来电话，说奉英国政府之命紧急约见。我想是不是跟这个事有关呢？伊文思到了外交部，果然是这个事情。他当时说话很紧张，有点像唐朝韩愈讲的那样“口将言而嗫嚅”。他说：“听说昨天邓主任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批评了有关人士，说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件事在香港各界引起极大震动，我们很关注。香港人还是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谈判谈了很久不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嘛？你们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你回去后就说中国的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伊文思灰溜溜走了，真实地把我们说的话传回去，从此没有再提驻军问题。
驻军问题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小平同志的讲话对解决驻军问题起了关键作用。后来小平同志还曾讲：“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是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无中生有“跛脚鸭”
1984年4月11日举行第12轮会谈，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开始进入第二个议程——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要保证过渡时期香港的局势保持稳定，以便顺利实现1997年的平稳过渡问题。小平同志担心英国在这个期间制造混乱，认为需要成立一个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有问题就可以在那商量，双方达不成协议的问题，可以反映到中英两国外交部或两国政府再来解决。
我们根据小平同志的意思拟了个草案，开始的名字叫“中英联合委员会”。英方一看，大吃一惊，用柯利达回忆录的话，就如“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一手。英方无论如何不同意，他们说，你们搞个“联合委员会”进驻香港，那不就等于1997年之前香港就由中英共管了吗？我们对英方反复解释，不是什么“共管”，委员会只不过是为了贯彻中英《联合声明》和处理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务。好说歹说英方就是不同意。他们特别怕的是，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以后变成第二权力中心，港督就成了“跛脚鸭”，走不动路了。香港老百姓有什么官司、有什么问题就不找港府，找联合委员会去告状了。
这个问题一直僵持到1984年7月，柯利达这时候也有点着急了，因为到9月就满两年了。怎么办呢？他建议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中国访问。当时我也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跟我们代表团讲，英国外交大臣快来了，这个僵局怎么打破？英国人的顾虑无非是怕我们干预香港政府的日常事务。我们把这个机构的任务讲清楚点，它不干涉香港政府的日常事务，而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条款，设计平稳过渡的问题，研究讨论，作出决定。另外，时间上也还可以给英国照顾一下，联合机构晚一两年进香港，1997年之后让它再存在一两年，给英国人一个面子下台阶。
那时候，国务院领导也比较急，因为英国外交大臣来了要见他。国务院领导就找我去，在他家里谈这个事。我就把我的想法跟他说了。国务院领导说，我看可以这么做，不过这个事太大了，要小平同志亲自做决定才行。国务院领导叫来秘书，让其安排专机，第二天一早就飞北戴河。他对我说，你跟吴学谦一块去。我说我不去了吧？吴学谦去就可以了。他说不行，你是直接负责的，你要去汇报。所以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飞北戴河，到小平同志那儿，向他汇报这个设想。小平同志稍微考虑了一下说，中英联合机构进驻是必需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可以松动。大家可以互谅互让，但必须进驻，晚两年进驻也无所谓。你们争取按此方案谈出个结果来。
接着，小平同志讲，《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原定1993年公布，太晚了，应该早一点，改成1990年。然后他又讲过渡时期要注意五个“不要”：一、不要动摇港币的地位。二、不要滥用卖地的收入。根据小平同志的这条指示，我们后来在谈判中提出两点：一是考虑到香港经济发展的需要，给港英政府一定的权力批出超出1997年租期的土地，但是每年不许超过50英亩，如果超过必须双方达成协议才行。二是土地批租收入必须对半分，一部分归港府的财政，一部分归土地基金委员会，由中方派人管理，放在银行里存起来保值增值。经过艰苦的斗争，中英双方就此终于达成协议。三、不要增加将来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搞一些大而不当的基建项目。这样才有后来机场问题的斗争，这个机场就是现在的大屿山机场。四、不要带头转移资金。五、不要自搞一套治港班子强加给特区政府。前面4条是经济方面的，最后一条很重要，是政治方面的。事后证明，小平同志对香港的事情很清楚，而且看得准、看得深、看得远。
我们听完小平同志的指示，就赶了回来。第二天，7月28日，杰弗里·豪一行到了北京，住在钓鱼台。
头一天中午，我约请柯利达、高德年等人共进午餐。吃午饭的时候，我打出底牌，但比在北戴河商定的“要价”高一点。我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这个问题需要早一点解决。我们考虑再三，提出一个方案来。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除了明确规定任务之外，进驻的时间可以晚点，1985年、1986年、1987年三年在外边，到第四年，即1988年1月1日进驻香港。同时为了照顾你们，1997年之后再过两年半，到2000年联合小组结束。我说这是中国最后的方案。如果你们还不接受，我们就撤回方案，撤回方案的后果你们负责。柯利达一听到这个情况，马上意识到中国要摊牌，不能不严肃地考虑。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睡眠不足，从家出来第一个夜晚就主要跟杰弗里·豪和高德年一起在飞机的后舱里,为联合联络小组起草的职权范围进行反复修改，对跟能豪饮茅台的周南先生共进午餐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他的信息令我顿时清醒过来。他说，中方有一些重要的会议即将迫近，会影响到香港问题谈判。那就暗示着悬而未决的问题必须在未来的2天到3天内解决。否则，中国人就会收回原先所提出的方案，谈判就会失败。他们准备接受我们为联合联络小组所制定的某些职权范围，也准备让联合联络小组晚两年进驻香港，并从1997年开始延期3年。但是，他暗示我们想要一个迅速的回答，问题要在外交大臣见邓小平之前解决。”
柯利达马上从2号楼跑回他们住的楼，把这个情况向杰弗里·豪和港督尤德等人作了汇报。杰弗里·豪一听，说不要在屋子里谈，屋子里可能有窃听器，到外边找个大树底下谈。那时候是7月份，骄阳如火，热得不得了，他们不得不忍受炎热。杰弗里·豪认为，这是中国底线，不能再拖延和僵持了。尤德不同意，说要逼中国做更大的让步，最好能打掉联合小组。尤德属于少数派，多数人认为搞不好要破裂，应马上向伦敦发报提出建议。因此，那天下午的会谈柯利达缺席。我们想，他大概是跑回英国驻华使馆发电报去了。第二天，姬鹏飞请吃饭，第一道菜刚喝了个汤，英国那边来电话又把柯利达叫回去。我想，是英国政府回电了，结果果然是这样，撒切尔夫人同意跟我们达成妥协，只是还要他们争取更好的结果，所谓更好的结果，就是要再晚些年才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我们说要1988年进去，英方提出要1993年才进去，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拒绝了。英方又提出联合小组要再晚几年结束工作，想拖到2002年，我们也拒绝了。杰弗里·豪没办法，但是他要跟撒切尔夫人交账啊！结果他见中国国务院领导的时候说，1988年1月1日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时间太早了，再松一松，就7月1号吧。我们同意了他的建议，这样双方达成了协议，确定联合小组自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而不是1993年才进驻。杰弗里·豪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撒切尔夫人知道了有关情况之后，也同意了这项妥协，但仍对英方未能将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推迟到1988年以后而感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