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几点不同意见
作者：汪文庆
记者：石川祯浩先生认为，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直接原因。他在这本书中还记述了由黄介民、姚作宾组织的中国“伪”共产党大同党，并认为没有取得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是这个组织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您怎么看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的关系？
萧超然：除了由黄介民、姚作宾组织的大同党，20世纪初期，同中国有关系、打出共产主义旗号和有文字记载的共产主义团体，大概还有七八家。这一事实足以表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是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是一种大趋势，同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推动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大作用。无论是思想上、组织上，还是物质帮助上，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作用都很大。大同党最终夭折，同没有苏俄和共产国际承认和支持，的确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当时其他的共产主义组织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能不能说，没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就建立和发展不起来了呢？我想未必。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是当时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必然。没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会更加曲折，多一些磨难，但并不是发展不了。做一个不一定恰当的类比，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人的帮助功不可没，但后来苏联人撤走专家，停止了援助，却激励了中国人的斗志，原子弹还是由中国人独立研制出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无论如何是要建立和发展的，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
记者：石川祯浩先生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新鲜的观点，1920年11月，以《中国共产党宣言》制定和《共产党》月刊创刊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萧超然：这也是一家之言吧！但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应视做一个过程，《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和《共产党》月刊创刊也是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步骤，但如拘泥于这一点，把《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和《共产党》月刊创刊视为中共正式成立，中共一大召开并无多大意义，这是我不能苟同的。我还认为，作为一个过程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应该讲到中共二大，而不是止步于中共一大。一大在建党过程中有重大意义，正是在一大上，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政党宣告成立。但是一大的纲领还很幼稚，同欧美国家共产党的纲领几乎完全一样，没有中国特色。直到中共二大，才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
记者：石川祯浩先生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这种说法所依据的高一涵的回忆录完全没有根据。“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到底是怎么提出来的？石川祯浩先生的书中也没有说清楚。
萧超然：据我了解，“南陈北李”联称之誉，历史上早已存在，大概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左”倾思潮越来越严重，这个说法湮没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又被提出，并进一步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但迄今为止，“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个说法，最早出自何人之口，或哪篇文章，或哪次会议，并不清楚，而且一开始也没有提出这个说法的原始根据。
1978年，我开始致力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北京大学校史的交叉研究。从此，我就对北大校史的资料很关注。记得是1982年上半年，我妻子到北大图书馆查资料，她当时在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工作，组织编写一本大革命时期妇女运动大事记的书，正在积极搜集资料。她回家后给我讲，看到1927年5月24日《汉口民国日报》上有一则报道，讲高一涵在武昌中山大学的追悼大会上报告李大钊生平事略，提到建党。那时李大钊牺牲仅一个月左右，这则报道应该很有价值，我就让她复印了下来。我看完复印件，感到很惊奇，很兴奋，内容主要是讲1920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一事，其中提到南陈北李商议建党。我觉得价值很大，给“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提供了原始根据。但当时我并没有公布，觉得如果只是公布一则史料，分量不够，应写进一篇论文或专著中。1984年8月，我撰写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书完稿，把这则材料写了进去。但因为印制问题，直到1986年4月，该书才正式出版，这则材料也才面世。这可能是国内披露比较早的。
记者：您怎么看石川祯浩先生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完全否定？
萧超然：我写过一篇文章《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发表在《百年潮》2001年第7期（收入拙著《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时文字有小改动），是赞成“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对高一涵的回忆作了一些考释。今天看来，我这篇文章有些问题没有说清楚，如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样一个高度概括的历史表述，最初究竟是如何提出来的这个重大问题，未做考证和阐释；而且用高一涵的回忆这样一个近似孤证的材料，来说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样一个大问题，也觉得需要再认识。国内外学者提出的不同意见，我觉得都很有意义，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有推动作用的。
但是，我并不赞成石川祯浩先生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所持的完全否定的态度，我认为对这个问题还要继续挖掘，继续研究。在这里，我想对《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这篇文章，做两点补充。
石川祯浩先生否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他所提出的主要证据，是《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中所收藏的高一涵同胡适、陈独秀的通信，这些通信可以证明高一涵当时不在北京，而在日本，并没有如他的回忆中所说的那样亲身参与了护送陈独秀出险一事。我最近到北大图书馆查看了《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应该承认高一涵当时在日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1920年2月陈独秀在武汉讲演后回到北京，面临再次被北洋政府逮捕的危险，这是陈独秀的许多朋友，如李大钊、胡适、王星拱等都很关注的。大家都在计划商议，设法营救，后来具体落实到由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从北京脱险这件事。对当事人来说这是一件富有传奇性的事，都应该留下很深的印象。高一涵从日本回国以后，先是和胡适关系密切，帮助办《努力》周报。后来因《努力》周报出版困难，特别是由于革命形势的高涨，高同胡适关系逐渐疏远，而同李大钊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1926年10月，当北伐军攻占武昌后，高一涵离开北京，去武昌中山大学任教，这并不是偶然的。因此，从这一背景来看，高一涵完全有可能从李大钊口中（或其他相关人的口中）知道这件事的详细经过。于此，我要强调指出，无论是从何种渠道，高一涵知道这件事，并且很详细，这个基本点是肯定的。否则，他就不会于1927年4月22日在武昌中山大学全体师生近2000人追悼南北烈士的大会上作《报告守常事略》的演讲，明确肯定地提出：李大钊和陈独秀“化装同行”，“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如果没有更过硬的根据，仅仅根据《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所收高一涵于1920年2月13日从日本寄回国内的一封信，就判定高一涵“根本不可能知道陈独秀和李大钊逃离北京一事”（《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译本第91页），这种逻辑推理并不严密，也是难以服人的。退一步说，即便高一涵的这则回忆是孤证。一般来说，孤证难立。但也不是说，凡是孤证证明了的事，都是靠不住的，不可信的，还得结合相关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和推理。至于石川先生说高一涵的这则回忆材料是“道听途说”甚或是“捏造”，就有点匪夷所思了。高一涵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捏造”呢？这样的“捏造”，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回忆的某些细节，与事实有出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整体上看，回忆的基本史实是无误差的，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