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几点不同意见

作者：汪文庆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现在所能找到的原始根据，也并不仅仅是石川祯浩先生所说的高一涵的回忆这样一个孤证。起码据我所知，还有一个朱务善的回忆材料可以作为原始根据。朱务善，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曾同李大钊共过 事，关系密切。新中国成立后他有一段同1927年高一涵在武昌的讲话内容相同的回忆：“一九二○年一月，大钊同志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他们化装成下乡讨账的商人，坐骡车出朝阳门，走了好几天才到天津……路上，大钊同志也与他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这则材料是一个朋友向我提供、转述的，我也从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李大钊传》上看到了这则材料）1998年，适值北京大学纪念建校100周年，我写了一篇纪念性文章《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使用了这则材料。我曾就这段材料于1998年2月9日、10日两次电话询问《李大钊传》作者之一朱乔森教授。朱教授告诉我：1960年他曾三次访问朱务善，记录了大量有关回忆李大钊的材料，他把这段朱务善的回忆材料写进《李大钊传》中，是经过斟酌，很郑重的。因为是访问材料，当时未注明出处。我问朱教授，这是否是高一涵的回忆？朱教授说不是，因为他没有访问过高一涵。我又问朱教授：朱务善回忆材料，现在是否还保存着？朱教授说：“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李大钊被打成“叛徒”，写李大钊传被诬蔑是在为叛徒翻案，因此凡是与《李大钊传》有关的材料（当时称为黑材料）都烧了。
　　
　　记者：石川祯浩先生主张，构建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首先应对回忆录进行一番彻底清算，然后主要依靠第一手资料，并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彻底的相互对照和比较。他还认为，中国国内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研究，过于偏重回忆录，不重视收集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第一手资料。您怎么看他的观点？
　　萧超然：石川祯浩先生提出的研究方法是对的，做研究当然应该主要运用第一手材料，不可偏重回忆录。但是我觉得他对中国同行的评价，有点过头了，并不符合实际。中国学者总体上绝对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不重视第一手资料，用回忆录代替。这当然也不是说在研究过程中没有他所说的那种不足，改革开放以前档案开放得太少，学者研究不得不较多依赖回忆录，这是客观环境使然，不是学者本身的错。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开放，这种情况就越来越少，中国学者也越来越重视和运用第一手资料。
　　石川祯浩先生对有关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回忆录的看法，我认为多是有所偏颇的，比如他说“1949年以后，受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影响，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回忆录，它就如百宝魔槌一般，可以幻化出得心应手的所谓‘史实’”，就有点太过头了。回忆录作为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尽管可能有种种问题，包括石川祯浩先生所说的相互继承和层积的问题，但仍有它的价值，关键是如何运用，把回忆录同回忆录互相对照和比较，把回忆录和第一手资料互相对照和比较，这样运用有什么不可以呢？其实，石川祯浩先生这本书中引用回忆录证明他的观点的比例并不小，包括引用中共一大代表的回忆，有些还被当做关键性的证据，石川祯浩先生所说的和所做的不一致呀！
　　（责任编辑刘荣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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