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有信苍穹无恙 云何不得丰酬
作者：宋 健
我在苏联时主要学的是控制论。我到苏联第五年的时候，钱学森曾经到过苏联。由于他的经历和成就，在苏联人眼中，他是一位非常了不得的世界级的科学家，所以他去的时候是受到很多保护的。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没有可能见到他。后来我的老师推荐我留下做研究生，转学火炮和导弹自动控制专业。我就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国驻苏大使馆。他们把我的报告转回国内请示有关部门，国内当时正好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而我的专业是飞行器的控制，所以这封信就到了钱学森手上，他一看，这个专业很好，应该鼓励我学习。于是国内就回了话，同意我学这个专业。
我刚读完副博士学位，论文在刊物上发表以后，引起很多人注意，他们觉得这个论文应该稍微再做一点工作，花半年时间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回国了。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大使馆的同志给我讲了国内形势，劝我回去，1960年冬天我毫不犹豫地决定放弃继续学习回国了。
有意思的是，30年后的1990年，我已经是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率一个政府代表团到苏联访问，我原来读书的学校决定要我去作一个学术报告，作完学术报告之后，学校特意为我补发了博士证书，说是弥补过去的遗憾。第二年苏联就解体了，所以我的博士学位证书成了很珍贵的历史的见证。
一个人进入这个队伍，只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他孰会随着这个事业的前进不断地增长知识，增长才华，增长经验
1960年，回国后的宋健被派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二分院，投入到中国导弹系统的研制工作中。在以后的25年里，他一直工作在航天科技第一线，先后担任过防空导弹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潜地导弹副总设计师、航天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等职务。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潜心科技研究的宋健成了主要批斗对象。为防止意外，宋健被周恩来总理列入受保护名单。在上级的精心安排下，宋健出了一趟“远差”。
回到国内后，我在五院二分院主要做的是导弹的工作。刚开始，我是当研究室主任和一种导弹型号的主任设计师，只管控制系统。此外，还在二分院管了很多事，还开课，讲现代的控制论和飞行控制、导航等等，做发射实验时还要跟导弹一块到酒泉基地去参加飞行实验。
我印象最深的导弹发射是在1964年。中国第一代导弹是仿苏的，苏联给了一些型号、一些样品，我们就加以改造，加以提高，重新做了设计，但在本质上还是仿苏的型号。在1963年、1964年左右，地地导弹和地空导弹都发射成功了。后来大家的胆子越来越大，信心也越来越足，这样逐渐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我对酒泉这个地方非常熟悉，除了在那里做实验外，也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在那里待了一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批科学家包括现在的“两弹一星”元勋，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要送到酒泉，给予保护。但他们很多都没有到酒泉，就在当地，晚上不许回家，住在一栋楼里，外边有警卫，有部队保护着他们。我当时有点特殊，造反派非要打倒我不可，因为我没有经验，老跟他们辩论，所以他们认为我很危险，于是抄了我的家。军管会的一些领导担心我可能挨打，就把我送到酒泉去住了一年。我这也叫逃难吧。
我在酒泉那一年，读了一些书，也算是因祸得福吧。那时已经是1968年、1969年，我已经工作八九年了，强烈地感到知识不足。正好那个地方有个图书馆，我就钻进图书馆，等于念了一年书，学了好几门课，如原子物理、天文学、超高速空气动力学。这一年就好像又上了一次研究生。我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对我非常重要。
1984年，中国第一个实验通讯卫星“东方红二号”发射，部党组决定要我任总指挥，我除了在北京协调以外，还率队到靶场，先到了西昌发射场，从西昌发射场又到了西安卫星控制中心，成立了飞行控制小组，我主持这个小组的工作。那次发射出现了事故，但我们挽救了卫星，完成了预定的实验项目。
我到五院时是1960年，当时的总设计师甚至主任设计师，都是老科学家，比我大15岁到20岁左右，这一批老科学家奠定了基础。我是比较年轻的，花了七八年的时间，才把这个事业接下来。现在航天部门几乎从上到下都是年轻人，我相信他们能做好。因为这是一个潮流，一项持续的事业，一个人进人这个队伍，只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他就会随着这个事业的前进不断地增长知识、才华和经验，他就会把这个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一个国家都穷得衣服也没有穿的，饭也没有吃的，你去谈发展科学技术，是一种特别幼稚的想法
宋健崇敬老一代科学家坚持科学真理的高尚精神，他后来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的人口控制论，最早起源于对马寅初先生的景仰，继而感到人口增长已成为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紧迫的重大战略问题。为此，他花了几年时间，学习和研究人口学，最终第一个作出了中国人口百年预测。这对中国制定人口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期，宋健作为中国科技工作的领导者，主持科技体制改革，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提出科技要形成面向经济主战场、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和加强基础研究这三个层次结构的发展目标。
1957年，我还在苏联上大学时，从报纸上知道国内对马寅初的人口论进行了广泛的批判。我回国后，在《新观察》上看到他发表了《我的声明》，讲他不能接受这些批评。我觉得这个老人真是可敬，居然在那么大的压力下，发表这么一篇文章，公开地向批评者宣战，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中国人口增长很快，已过了8亿，我想，是不是能够用定量的办法、用控制论的办法来研究一下?这样，我就开始看马尔萨斯的书，研究起人口学来了。
1978年，我到芬兰开会，会后访问了荷兰、法国。我遇到了很多搞控制论的同行，他们也在研究人口问题。我就问他们，为什么研究人口，用什么方法研究。我从他们身上受到很大启发，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回来以后，我就请了几位我的学生一块研究。我们先研究理论，从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理论，一直到后来毛泽东的一些话。之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