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有信苍穹无恙 云何不得丰酬
作者：宋 健
才开始用定量化的方法，把自然科学的东西移过来，做人口定量研究和中国人口增长预测。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我们完成第一个人口预报后，新华社公布了结果，影响很大。从此这种定量研究方法就变成学术问题了。我们继续把这个问题抽象到一个控制论的数学问题，居然证明了一些定理，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当时我们预测2004年的时候中国人口超过10亿。20多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正确。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一大批人按照我们的这个方法在研究人口发展问题。
我们找到了一种使科技人员和人民大众能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方法
如今已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的“星火计划”，正是宋健主持提出的。“星火计划”把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和商品经济观念以及生产方式大规模地传播到广大农村，推动了中国农业和农村工业化的进程。
之后，宋健又发起制定了“火炬计划”，支持科技开发机构和人员创办高技术企业，推动和发展中国自己的高技术企业。
为了加强基础研究，宋健又领导实施了“攀登计划”，重点支持一批对中国未来科学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基础研究课题，发挥了老一代科学家的作用，培养和造就了新一代青年科学家。
提出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这个口号后，我们曾想，应该找到一种方法，找到一种道路，使科学技术和人们的生活搭起桥来。因为我自己出身于农村，深知农民知识之贫乏，很少有人告诉他们，也没人去组织他们，使得很多农民还是老样子，生产效率极低。如果不靠科学技术或者现代工业装备起来，中国农业没有希望。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能够为农村进步、农民提高收入和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作出贡献，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当时正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时候，人才特别缺乏。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其中之一就是推行“星火计划”。那时万里同志在国务院主管农业工作，他听后认为非常好，决定每年给“星火计划”拨款6000万。就这样，“星火计划”搞了起来，基本上每个县都有人在操作。这也是一个客观的时代的产物，它使我们找到了一种使科技人员和人民大众能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方法。
一部分科学家如王大珩等先生认为中国还应该发展高技术，提出了“863”高技术发展计划，后经邓小平批示，国务院决定执行。稍后我们又提出了“火炬计划”，以民营的形式建立高技术产业，与“863”计划联系起来，建立起中国自己的高技术产业。现在全国各大城市已经建立了50多个高新技术开发区。这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史作为一门科学，要深入研究，要提高历史学家的地位
1995年，宋健在读了大量史学书籍后，正式提出倡议，组织科学界联合研究中国古代纪年问题，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
对于这项工程，钱学森评价说：这是一次学术研究工作的创举，把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融为一体的大科学!
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致信宋健：“所有工作难度都大，但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合力攻关，政府支持，不出数年之后，当有大成。”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也是在国际交流当中受到的启示。中国对于学科的划分，是把古人类学、古代史都放在社会科学范围之内，其实它跟自然科学联系极为密切。当时我觉得自己对古代史了解甚少，就到处去买书看，补充自己知识的不足，也越来越觉得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有点缺陷。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四大文明古国中唯独中国不知道公元前841年以前的确切历史。这对我刺激很大。我看了很多书以后发现，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很不够。古代史作为一门科学要深入研究，要提高历史学家的地位，这是一门科学，不是可有可无的，应该把历史学家推到前沿，形成一个课题。这是我的愿望，我想我有责任作为组织者、领导者，把这个课题做起来。当时，我们为这个课题筹集了1500万资金。这个课题，主要是请几位科学家来主持，政府不介入。因为这是学术问题，要以学术形式来做古代史的研究。
我看过许多外国史学界的著作，都说中国的文明史从商代开始，只有三千年。英国人罗素的著作就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三千年，不承认夏，不承认商代的前期，再向前的黄帝更不承认，说那叫传说。现在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的文明史找回了800年的记录，这个800年还有争论，夏还没有找到。近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又发掘了一些都城或者城市，很多人认为是夏朝的。如果真能证明那是夏代的，那就会为夏代提供一个证据。
没有教育我们什么也不懂，我们每个人都是靠教育获得知识，作为一个国家制度来说，应该把教育提到根本重要的地位
1992年，宋健提出“科技兴国”的主张。1995年，他上书中央，提议中国确立并开始执行“科教兴国”战略，为中央所采纳。当年科技大会后，宋健欣然作词《木兰花慢·咏科教兴国》，其中末一句“有信苍穹无恙，云何不得丰酬?”表现了宋健对中国未来的憧憬和信心。
20世纪90年代初，很多地方提出了“科技兴市”、“科技兴农”等发展方针，化工部还提出“科技兴化”，大家都要用科技来兴什么兴什么。我们想，好像应该把这个口号统一起来，就想到了五四时代“德先生”、“赛先生”，这是中国人100多年来的追求，现在又出现了蓬勃的“科技兴市”、“科技兴化”等等，那么是不是可以统一起来叫做“科技兴国”?后来考虑到“科技兴国”不全面，根本是教育，没有教育我们什么也不懂，我们每个人都是靠教育获得知识，作为一个国家制度来说，应该把教育提到根本重要的地位。所以后来决定把这个“技”字改成“教”，提出“科教兴国”。1995年，我们就向中央提出建议，应把“科教兴国”立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战略，到5月中央同意了这个方针。
中国科学家的队伍还不够强大。我曾经计算过，我们国家现在只能供养30万人做科学研究工作或者做开发工作，而美国能养100万人。我们国家的孩子能够受到高等教育的比例还太低，按照教育部的统计，包括电大在内，才是13％，而世界上平均17％，发达国家或者中等发达国家在40％以上。
21世纪，我们要向前走，向前看。我觉得我们的科学界，包括社会各界，各级领导，都要有魄力，有勇气去创造、创新。大家都说创新，其实有的人还不敢创新，外国人都没做你怎么能做呢?外国人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知道呢?老觉得自己比别人低一头，不相信自己能够创造出新的业绩，能够在基础科学、在技术上赶上和超过外国。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要特别加强这方面的信念、信心，要敢于创新，要鼓励青年一代开拓出自己的道路。
当了15年的科技工作领导者，宋健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解决的。但他仍然有一个遗憾，就是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大飞机和航空母舰。不过，宋健说，他相信中国今天已经有这个实力。只要下定决心，那也是可以做的。我们的年轻一代也会在这些重大任务中受到锻炼，在这个潮流中走向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
(本文素材由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提供)
(责任编辑刘荣刚)